黑色西裝之於武士服，正如工作對日本人來說是一種榮譽，你很難想像在這個社會還有一群人，下班後要走入燈紅酒綠街區裡的網咖─他們不是去打電動發洩壓力，而是「回家」。
近幾年，越來越多年輕人將出國打工、遊學放進未來的規劃，除了想去外面開開眼界，一方面也對職場抱持著猶疑的態度，畢業是否就意味著走入低薪、「無限責任制」的工作環境？日本人在工作上一向給人認真、一絲不苟的形象，下班時間的地鐵、大馬路，深夜的居酒屋門口，都能看見著穿西裝打領帶的上班族群聚。然而，這個敬業的經濟大國近幾年來，在就業結構上也面臨艱難的處境。
日本的「網咖難民」現象從1990年代開始出現，直到21世紀後變成嚴重的社會議題。窩居網咖的人大部分都是失業或身兼半職的臨時工，其中也不乏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每天在生活和存款之間掙扎，畢竟沒有人能永遠住在和櫃子一樣大的房間裡。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顯然不只是房價，而是工作失去了保障員工生活的功能。
「長久以來，日本被視為繁榮的國家，且擁有終身僱用制的保障。這才是我所認識的日本。」拍攝「網咖難民」的導演Fukada出生在東京，她過去在紐約生活了十年，回國後發現在這個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員工的可取代性不斷提高。企業為了減少預算，以低薪的短期約聘人員取代正職員工。她將此現象帶來的後果，從「網咖難民」的角度拍攝成紀錄片。
影片中的兩位受訪者Fumiya和Tadayuki Sakai，分別在僅約一坪大的房間中寄宿了22個月、16個月，值得慶幸的是網咖內有洗衣設備、公用浴室，生活機能還算方便，也是他們唯一能負荷的容身之處。電腦、躺椅、櫃子，是網咖中房間的全貌。從這個一天租金大約台幣六百元的角落，可以看見日本就業結構下，貧富差距日漸拉大的社會縮影。
日本網咖成為變相的難民收容所 「我不能永遠做臨時工維生」
27歲的Fumiya是工地警衛，櫃子上擱著他每天上班穿的一雙舊布鞋。Fumiya早已習慣在小房間梳妝打理後出門上班，被訪問時，他眼裡流露著疲憊和無奈。
「第一個早上，我被廚房洗碗的聲音吵醒，幾乎沒有休息到。在這裡，微小的噪音都變得難以忽略。」
Fumiya正嘗試從網路上找租屋，但價格都超過他所能負擔。在東京，他需要大約一百萬日圓才能付租屋的保證金、代理費、傢俱花費等等，要存到足夠的金額至少要花上二到五年的時間。問題是，光是要餵飽自己就花掉他大半的薪水。
「我不能永遠以臨時工維生。我想學會更多技能，找一份全職工作。」
在日本，臨時工佔了38%的工作人口，其中大部分都是短期合約，所得收入只有正職員工的一半，更加深了貧富差距問題。目前，領取失業補助在日本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旦失去工作，生活保障等同受到威脅。從就業衍生出的社會問題下，日本的網咖成為了避免更多街頭流浪漢的收容所。
權力霸凌形成的職場壓力 「被老闆吼、被巴頭都是常見的情況」
全職工作是每個日本人都想追求的目標，但是一旦找到了，等著他們的就是高工時和高壓力的工作環境。
Sakai 今年43歲，在過去的二十年，他是一家信貸公司的系統作業人員，每個月平均加班120~200小時，忙到沒有時間回家。Sakai經常是在公司小睡後就起來繼續工作，有時甚至分不清白天黑夜。
「同事都說我急躁、情緒化，但我自己卻沒有察覺。到醫院諮詢後，醫生告訴我得了憂鬱症...我想在日本，很多人也跟我有一樣的情況。後來，我請了一個月的長假去治療憂鬱症。」
公司開始謠傳Sakai 成了神經病，上司也認為他的工作情況不佳，不再讓他加薪。事實上，比龐大工作量更令人難以忍受的，就是普遍存在的「權力霸凌」。
「老闆找我去喝酒，我婉拒了。他對我說『我不再需要你了』，從此一個半月都不再跟我說話，連討論工作也是。」
當Sakai 認為他的壓力已經瀕臨極限，決定離開這份待了20年的工作。在遞辭呈的那一刻，他彷彿重獲自由，只想規劃新的人生。後來，因為債務問題，Sakai也成了「網咖難民」的一員，如今他正等待能搬進朋友公司裡的辦公室，離開狹窄的生活空間。
日本人相信：樹大招風，別反抗比你有權力的人。在公司裡被老闆罵「為什麼這麼簡單都做不好?」或是被上司巴頭、被吼都是常見的情況。現在對年輕一代來說，這種職場文化越來越難以忍受。
「在這波經濟危機中，有一件事是越來越確定的─無論是哪種行業，大部分的人都失去了工作保障，我們成為了可以被輕易取代的勞工。」
根據2007年的日本官方調查，日本每天平均有60900人在網咖過夜，其中有5400人是網咖的長期居民。紀錄片導演Fumiya花了三年說服網咖老闆讓她進入採訪，她希望藉著這部影片，讓大家看見全球經濟低迷是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