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英國，國民所得來自國際貿易的占比不斷成長：由1780年代占10%，到1837至45年上升為26%，1909至13年再升為51%。出口是某些產業的命脈，其中以棉紡織業為最，1870年代英國棉紡織業有70%的產出是外銷。歐洲其他國家的經濟也是類似模式。一次大戰前外貿占國民所得的比例，法國是54%，瑞典40%，德國38%，義大利34%。
工業革命早期國際貿易如此興旺，對工業化與非工業化經濟體的發展，產生重大且不對稱的影響。在工業化經濟體，國際貿易鼓勵並加強專門生產工業產品，那需要技術較好的工人。工業化國家對技術工人的需求因而上升，這促進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加速人口轉型，繼而進一步刺激技術進步，提升生產工業品的相對優勢。反之，國際貿易對非工業化經濟體則是鼓勵專門生產技術較低的農產品及原料。這些產業對知識工人的需求不大，限制了投資人力資本的意願，因而延後當地的人口轉型，造成低技術工人相對越來越多，使生產「技術密集」商品的相對劣勢雪上加霜。
因此，全球化和殖民化在過去兩百年導致各國財富差異變大。工業化國家的貿易收益主要被導向投資教育，促使人均所得成長；相對的，非工業化國家的貿易收益有更多部分被導向增加生育和人口成長。這些力量長期影響全世界人口、技能、技術的分布，擴大了工業與非工業經濟體之間的技術和教育差距，進而增強而非弱化原先的相對優勢型態。以上論點的前提是國際貿易在已開發及開發較少經濟體的生育率和教育水準產生了相反的影響，這項前提是以當代及歷史數據所做的地區性和跨國性分析為基礎。
全球化和殖民化的不對稱影響在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工業化的速率上非常明顯。1750到1800年，英國的人均工業化程度上升50%，1800到1860年增加4倍，1860到1913年再上升將近2倍。美國1750到1860年也提高4倍，1860到1913年更增加6倍。德、法、瑞典、瑞士、比利時、加拿大也是類似模式。反之開發中經濟體在19世紀曾經歷人均工業化程度下降，要花費近二百年才回復原本水準，到20世紀後半才終於起飛（圖16）。
英國與殖民地印度的貿易關係正是這種模式的範例。1813到1850年，印度的進出口貿易量遽增，印度逐漸由製造品（主要是紡織品輸出國）變成農產品和原料供應國。在這個過程中，與英國的貿易十分關鍵。19世紀大半時期，英國供應印度三分之二以上的輸入品（主要是製造品），印度三分之一以上的輸出品也以英國為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