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例子是付錢給孩子要他們去進行慈善募款。經濟學家尤瑞．葛尼奇（Uri Gneezy）和艾爾多．魯斯提齊尼（Aldo Rustichini）為了判斷財務誘因對學生動機的影響，以他們在日照中心的觀察為基礎，進行了一項實驗。他們將高中生分成三組。第一組在為他們所支持的慈善公益活動到鄰里募款之前，先被安排去聽一場和那項活動有關的勵志演說。第二組和第三組也被安排聽這場演說，不過實驗者同時給予他們誘因（由第三方支付這些誘因，所以不會對淨收入造成任何影響），分別讓他們抽取募款金額1%與10%的獎金。不意外，得到較高獎酬的小組較有動機，也募到比獲得較低回報的伙伴更多的捐款。不過，最終募到最多款項的卻是單純基於慈善動機與公民美德而募款的那個小組。貨幣已排擠了公民規範。
這幾個例子顯示，在為一項物品定價之前，應該先考量這麼做是否會改變它的意義。經濟學往往會迴避這個疑問，部分原因在於經濟學號稱自己是一個價值中立科目。但這個立場站不住腳。
有非常多證據顯示，當市場延伸到人際關係與公民實務（從育兒到教學）領域，這些進入市場領域的「商品」特性就有可能改變，受那些「商品」支配的社會實務也可能會改變。這就是所謂的商業化效應，已有愈來愈多的社會心理學研究針對內在動機（例如道德信念或對手邊工作的興趣）和外部動機（例如貨幣或獎勵）之間的差異提出可能的解釋。誠如桑德爾的結論，當民眾埋首於一項他們認為本質上值得從事的活動時，付錢給他們做這件事，可能反而會減弱他們做這件事的動機，因為錢會貶低或排擠掉他們發自內心對這件事的興趣或承諾。社會生活有很多層面一旦導入貨幣誘因，不僅不會加分，反而會扣分。
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理查．帝特穆斯（Richard Titmuss）明文記載在他對美國與英國捐血系統所做的比較研究 - 《餽贈關係》（The Gift Relationship） - 中的例子。帝特穆斯以實例說明，從經濟與實務角度來說，英國的自願捐血系統比美國的系統優越（美國的系統付費給捐血行為）。他補充了一個道德倫理論述，他說，將血液轉化為一種商品，不僅削弱了利他主義的精神，也消磨了民眾為支持社區其他人而捐血的責任感。桑德爾也提供許多其他例子，包括付款導致民眾對解決瑞士核廢料的公民責任感降低，以及美國為確保國會可「自由傳喚」民眾而付費給民眾，導致民主流程退化等。
這些教誨也延伸適用於商業的本質與市場的效能。舉個例子，我們在下一章將討論，當銀行家和金融商品的最終使用者之間的關係缺乏情感基礎，他們唯一的回報就剩下錢財。不過，當他們一味追求財務報酬，就會漠視自身職業的非金錢價值，例如因幫助客戶或同儕獲得成就而得到的滿足感。這種人類境況（human condition）的化約論者（reductionist）觀點，無法作為支持長期繁榮所不可或缺的道德金融機構的良好基礎。全球金融危機既是一場資本危機，也是一場文化危機。我們將在第十三章與第十四章為各地領導者與企業提出一些行動計劃，這些計劃所要傳達的核心事實是：藉由日常生活來實踐價值觀將能強化個人身分認同、企業宗旨與社會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