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台灣近年房價高漲，讓許多人吃不消，居住正義的呼聲不斷提高。雖然不可否認，房屋建設的確需要成本，而市場機制也是分配房屋的可行手段，但G7央行總裁馬克．卡尼指出，商品化會扭曲價值。目前房屋的居住價值就遭到扭曲，成為賺錢的金融投資標的。雖然市場機制已行之有年，目前也沒有其他更可行的方案，但馬克．卡尼點出的商品化弊病，值得我們思考關於房屋、醫療、教育的商品化，造成價值被扭曲的問題。
市場機制的普及一旦到達極端，有可能改變社會的價值觀，原因如下：
首先，純商業社會以財富來決定社會階級，這產生了一種示範效應 - 這樣的社會自然會促使民眾聚焦在取得財富的事務，而這種整個社會全面追求財富的狀況，就是韋伯所定義的「資本主義的關鍵社會學決定因子」。繁榮至上！建立在貨幣之上的地位階層！亞當．斯密擔心那種專心致志追求財富的狀況可能會助長不道德行為。就這一點而言，他極度不認同十七世紀社會理論家伯納德．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為蜜蜂的寓言所設定的結局：私下從事不道德勾當的蜜蜂造就了蜂巢的繁榮，而繁榮進而讓那些私下的不道德勾當變成公開的美德。當今的經濟學家以蜜蜂作為皇家經濟協會（Royal Economic Society）的象徵，從而選擇和蜜蜂站在同一陣線的現象，清楚說明了當今的財富掛帥與價值觀崩壞。
當手段（也就是貨幣）成了目的，社會勢必會受到損害。馬克思認為貪婪是社會發展的階段之一。換言之，他認為貪婪既非原本就存在，也非自然現象。貨幣是一種觸媒，它賦予貪婪一種抽象的歡樂主義（hedonism），因為汲汲營營於累積貨幣的行為能「讓人擁有所有可能歡愉」。貪婪本身也被生活的商品化強化，因為我們可用貨幣買到的東西愈來愈多。米蘭諾維奇評論，當貨幣成了判斷成就的唯一標準，社會就等於是向所有人傳達「有錢很光榮」的訊息，以及「大致上來說，用什麼手段來實現榮耀都無關緊要—只要為非作歹時不要被逮到就好」的訊息。第二，隨著傳統的行為約束力量減弱，市場基本教義主義的氣焰有進一步高漲的風險。數千年來，宗教向來能在保護促進商業社會繁榮所需的創業精神之餘，內化（internalising）特定可接受的行為形式。新教主義（Protestantism）戒絕炫耀，限制了菁英階級的消費和炫富行為，並進而鼓勵世人對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進行必要的再投資，因為利潤要用在上帝與社區，或依照上帝的旨意來實現更多利潤。在此引用韋伯的說法：「不可避免的實務結果顯而易見：透過禁慾主義的儲蓄衝動來累積資本。這種約束民眾花費財富的強迫力量，自然而然促使資本流向生產性投資，進而增長更多財富。」羅爾斯所謂「心照不宣的社會契約（它在日常行為中重申了社會的主要信念）亦補強了這股節制動力。
如今，這些限制性的約束力量皆已不復存在。由宗教信仰在西方社會的一步步沒落便可見一斑。從商業視角來看，情況已惡化到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教宗與拉比強納森．薩克斯（Rabbi Jonathan Sacks）不得不努力尋求加強商業生活對道德倫理的重視。誠如拉比薩克斯所言：
「如今的重大疑問是：我們如何再次學習做個有道德的人？市場是為了服務我們而打造的；而非人類為了服務市場而存在。經濟學需要倫理學。光靠市場動力，市場不可能倖存。市場必須尊重受我們的決策影響的民眾才得以維繫。若失去對民眾的尊重，我們失去的將不僅是金錢和工作，還會失去某些更重要的事物：自由、信任與禮法，這些事物只有價值，沒有價格。」
但在一個超級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世界裡，這個心照不宣的社會契約也已趨於鬆散，因為個人已脫離他們原本的社會環境。「我們的行為不再受身邊的人監督。民眾的居住與工作地點不再相同。」那些「無國度公民」（citizens of nowhere）並未將他們的政治組織提升到整體人類層次，而是脫離那個層次，分解為個體，也就是他們自己。不過，COVID-19所造成的地點限制，說不定會在原本我行我素的人之間重建某種社群意識。
在缺乏這些傳統內部約束的情況下，就會更加依賴以法律與監理規定的形式存在的外部約束。根據米蘭諾維奇的嚴厲評估，「道德被摧毀殆盡，且被澈底外化（externalized）。我們將自身的道德外包給整個社會。」於是乎，民眾遊走在法律與監理規定邊緣，並對這個體系上下其手。儘管有點勉為其難，但運動場上的作弊行為實際上是受到讚賞的，例如提耶里．亨利（Thierry Henry）公然用他的手，在世界盃附加賽賽場上為法國贏得一個罰球點，而他的行徑堪稱那一項運動傳統之一 - 此前幾十年，迪亞哥．馬拉度納（Diego Maradona）就曾利用他的「上帝之手」贏得一場世界盃的關鍵賽事。另外，科技公司時時謹記「不應納的稅款就不要付」真言，發明各式各樣虛假的公司來規避它們在特定國家（它們最活躍且賺最多利潤的國家）的財政責任。
由於不法行為被定了價，不道德的行為遂隨著財務和解案件四處散播。罰金已被視為手續費。
第三，市場的普及可能造成更不平等的交易，這種交易的賣方往往被強制出售。這傷害了人性尊嚴。交易不平等問題的嚴重性理應顯而易見，例如當某人因極度貧窮而不得不賣腎時，就是一個攸關重大的問題。
第四，商品化 - 將某一項物品用來銷售 - 可能會腐蝕被定價的那項活動的價值。當我們從市場經濟體邁向市場社會，價值和價值觀都在改變。漸漸地，某項事物、某個行動或某個人的價值會被視同他（它）們的貨幣價值，也就是受市場決定的貨幣價值。買進與賣出的邏輯不再只適用於物質商品，而是漸漸左右生活中的一切，包括醫療的分配乃至教育、公共安全與環境保護等。如桑德爾主張：「當我們決定特定物品可以被買與賣，就等於決定（至少心照不宣地決定）將那一項物品視為商品是適當的 - 也就是說，將它視為獲利與使用工具是適當的。」而且我們會假設（至少心照不宣地假設），在那個過程中，社會的價值觀將不會改變。
多數物品不會因為它們存在於市場上就改變，不過，誠如我們將見到的，當每一種人類活動都被貼上標價，特定道德與文明商品勢必會遭到腐蝕。我們應該為了獲得更多效率而進行多大程度的互利交易？這是一個道德上的疑問。性應該被拿出來標售嗎？是否應該設置一個交易生育權的市場？為什麼不舉辦一場兵役退出權的拍賣會？大學應不應該基於為某些崇高目標籌募資金的目的而出售入學資格？標準經濟學的推理是，市場交易的普及能提高經濟效率，但不會產生道德成本。這個標準立場是由1972年的諾貝爾獎得主肯尼斯．亞洛（Kenneth Arrow）最先提出。簡單來說，這項經濟論述主張，將一項物品商品化並不會改變它的特性，而且，道德行為是一種需要節約（eco-nomised）的商品。這兩項主張都不具說服力，而且，由於他們並未更嚴肅看待這些觀點所造成的後果，所以這堪稱對經濟學專業的一種控訴。
當市場的觸角擴大到傳統上受非市場規範支配的生活領域，「市場絕不會汙染它們碰觸的商品或活動」這個見解就會變得愈來愈不可信。且讓我們看看三個和孩童有關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一個著名的以色列日照中心案例，這家日照中心決定對太晚接孩子回家的父母罰款，因為父母一旦遲到，就會導致日照中心員工不得不延遲下班，相當不便。沒想到這個辦法實施後，遲接孩子的案例卻大幅增加，因為罰金被視為一種手續費，使得父母不再因為害老師等待而擔心社交汙名的問題。父母寧可負擔這項成本，進而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來安排他們的時間。
第二個例子（桑德爾曾引用）是為了驅使孩子讀書而屈服於付錢給他們的誘惑。這個做法不僅為「閱讀」活動標上了一個相對於繼續玩手機的價格，也暗示閱讀是一件需要獲得補償才能做的苦差事，而不是一件值得享受且本質上有益的事。當一切變得相對，就沒有什麼事是永遠不可改變的了。
第三個例子是付錢給孩子要他們去進行慈善募款。經濟學家尤瑞．葛尼奇（Uri Gneezy）和艾爾多．魯斯提齊尼（Aldo Rustichini）為了判斷財務誘因對學生動機的影響，以他們在日照中心的觀察為基礎，進行了一項實驗。他們將高中生分成三組。第一組在為他們所支持的慈善公益活動到鄰里募款之前，先被安排去聽一場和那項活動有關的勵志演說。第二組和第三組也被安排聽這場演說，不過實驗者同時給予他們誘因（由第三方支付這些誘因，所以不會對淨收入造成任何影響），分別讓他們抽取募款金額1%與10%的獎金。不意外，得到較高獎酬的小組較有動機，也募到比獲得較低回報的伙伴更多的捐款。不過，最終募到最多款項的卻是單純基於慈善動機與公民美德而募款的那個小組。貨幣已排擠了公民規範。
這幾個例子顯示，在為一項物品定價之前，應該先考量這麼做是否會改變它的意義。經濟學往往會迴避這個疑問，部分原因在於經濟學號稱自己是一個價值中立科目。但這個立場站不住腳。
有非常多證據顯示，當市場延伸到人際關係與公民實務（從育兒到教學）領域，這些進入市場領域的「商品」特性就有可能改變，受那些「商品」支配的社會實務也可能會改變。這就是所謂的商業化效應，已有愈來愈多的社會心理學研究針對內在動機（例如道德信念或對手邊工作的興趣）和外部動機（例如貨幣或獎勵）之間的差異提出可能的解釋。誠如桑德爾的結論，當民眾埋首於一項他們認為本質上值得從事的活動時，付錢給他們做這件事，可能反而會減弱他們做這件事的動機，因為錢會貶低或排擠掉他們發自內心對這件事的興趣或承諾。社會生活有很多層面一旦導入貨幣誘因，不僅不會加分，反而會扣分。
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理查．帝特穆斯（Richard Titmuss）明文記載在他對美國與英國捐血系統所做的比較研究 - 《餽贈關係》（The Gift Relationship） - 中的例子。帝特穆斯以實例說明，從經濟與實務角度來說，英國的自願捐血系統比美國的系統優越（美國的系統付費給捐血行為）。他補充了一個道德倫理論述，他說，將血液轉化為一種商品，不僅削弱了利他主義的精神，也消磨了民眾為支持社區其他人而捐血的責任感。桑德爾也提供許多其他例子，包括付款導致民眾對解決瑞士核廢料的公民責任感降低，以及美國為確保國會可「自由傳喚」民眾而付費給民眾，導致民主流程退化等。
這些教誨也延伸適用於商業的本質與市場的效能。舉個例子，我們在下一章將討論，當銀行家和金融商品的最終使用者之間的關係缺乏情感基礎，他們唯一的回報就剩下錢財。不過，當他們一味追求財務報酬，就會漠視自身職業的非金錢價值，例如因幫助客戶或同儕獲得成就而得到的滿足感。這種人類境況（human condition）的化約論者（reductionist）觀點，無法作為支持長期繁榮所不可或缺的道德金融機構的良好基礎。全球金融危機既是一場資本危機，也是一場文化危機。我們將在第十三章與第十四章為各地領導者與企業提出一些行動計劃，這些計劃所要傳達的核心事實是：藉由日常生活來實踐價值觀將能強化個人身分認同、企業宗旨與社會責任。
這凸顯出很多主流經濟學家的第二個道德誤謬：儘管有非常多證據顯示，熱心公益的精神會隨著熱心公益的實踐而上升，但那些經濟學家卻將公民與社會美德當作稀少的商品。桑德爾在評論亞洛有關美德必須定額配給的說法時指出：「用這種方式來思考慷慨的美德實在是很奇怪，甚至很牽強。這種思考方式漠視一個可能性：我們愛人與行善的能力不會隨著使用而耗盡，而是會隨著實踐而擴大⋯⋯社會團結與公民美德也類似。」
公民美德與熱心公益的精神會像肌肉一樣，隨著停止使用而萎縮，並隨著定期的運動而增長。根據亞里斯多德在《尼各馬科倫理學》（Nicomachean Ethics）中的說法，美德能隨著我們的實踐而成長茁壯。「我們因從事正義之舉而變得正義凜然，因從事溫和的行為而變得溫暖有節制，因做勇敢的事而變得大無畏。」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Rousseau）也抱持相同的觀點，桑德爾據此做出的結論是：「國家向公民提出愈多請求，公民就會對國家做出愈大的奉獻⋯⋯公民美德是用來累積的，不是用來消耗的。」
從公民對COVID-19的回應，便可以感覺到這些評論似曾相識。沒有一個自發成立的志工團體因製造或捐贈臨時代用的個人防護裝配與防護口罩而得到付費。幾天之內，各地就號召到超過一百萬名志工起身幫助國民醫療服務體系從業人員。沒有任何一個公民是為了領取政府的款項才挺身而出，幫助年老的鄰居或社區裡無家可歸的人。
反之，市場的普及侵蝕了社區的根基，而社區是決定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當我們將公民美德外包給收費的第三方服務提供者，就限縮了社會的範疇，並鼓勵民眾退出社會。
作者介紹：馬克．卡尼（Mark Carney）
現為聯合國氣候行動和融資特使、格拉斯哥淨零金融聯盟（GFANZ）召集人；曾任英國、加拿大央行總裁。為哈佛大學經濟學碩士、牛津大學博士；擁有豐富的國家金融領導者經驗，是全球金融界的指標性人物。
在擔任國際組織金融高級官員的這段期間，卡尼目睹了公眾對精英、全球化和技術的信心的崩潰，第四次技術革命的挑戰，以及氣候變化對全球經濟的驚人威脅。《價值的選擇》是他企圖從人性角度、結合實務與經濟學理論，設想金融解決之道。
2008年金融危機時，卡尼臨危授命，成為加拿大央行總裁，期間，他運用金流改變趨勢，帶領加拿大安然度過金融危機，對銀行採較嚴格的監管、有條件的維持隔拆利率，讓加拿大成為「安全之島」；成功的經驗也讓他成為英國三百年來首位外籍央行總裁，在COVID-19疫情爆發前夕，即預見疫病可能帶來的金融與經濟衝擊，為此擬定應變計劃。
卡尼現階段的任務，是主導格拉斯哥淨零金融聯盟，聯盟成員來自四十五國共四百五十多家金融機構，掌控資產超過130兆美元，未來計劃投入100至150兆美元。協助各國在2050年之前達成碳中和的目標，並在業界制定ESG和影響力投資策略。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八旗文化《價值的選擇：以人性面對全球危機，G7央行總裁寫給21世紀公民的價值行動準則》
責任編輯／郭家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