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同利益的驅使之下，利益團體固然對社會有正面的影響力，但對企業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壓力。面對突如其來的抗議行動，倘若企業平常缺乏與利益團體打交道的經驗，不知道如何妥善地對話，或者採取具體的解決方案，極有可能讓議題變危機。最嚴重的狀況有可能引發社會大眾的負面觀感，讓企業的聲譽受損，甚至原定的行動計畫，例如投資、設廠等也無法繼續。
現象三：民意代表為民喉舌的行動力
台灣民意代表的威力是造成企業危機的重要來源。全台高達 113 位立法委員來自不同黨派、地區或族群選出來的代表。對他們而言，為民喉舌是天經地義的事，也是重要的選民服務項目，更是凸顯自己服務績效，增加曝光，為下一任選舉鋪路的重要行動。
一般而言，這類的服務案件包含企業違法事件、不當管理行為、產品不實廣告、消費者身體、金錢或權益受損等。民代大多會透過受害者或線民提供資訊，請助理進行調查，收集更多案例，再評估是否有放大議題的可能性，進而透過媒體記者會大肆報導。
對企業而言，民代會關心的案件其實通常都是「懸而未決的組織問題或議題」，而且因為選票的緣故，大多會與民眾息息相關。倘若沒有妥善處理，再加上媒體記者的大肆報導，很可能造成單純議題立刻升高為危機層次。於是，大鯨魚（企業）對小蝦米（民眾）的戲碼因此一直不斷地重複上演。
現象四：社會大眾的公民行動力越來越強
長久以來，台灣社會運動有其傳統優良的歷史。從早期政治訴求、司法改革、勞工運動、環保運動、性別平權運動，乃至於食安運動等，台灣大眾的公民行動力越來越強。
自 1980 年代以來，太陽花學運算是最大規模的公民行動，這也是當時政府所面對最大的危機事件。這場由大學生發起，再加上公民團體參與的社會運動，以抗議「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遭強行通過審查為主要訴求。從 2014 年 3 月 18 日到 4 月 10 日長達 23 天，這群太陽花學運的大學生占領了立法院，甚至一度嘗試占領行政院，持續地以各式各樣的媒體管道，傳達這場社會運動的觀點。
若從危機管理的角度來看，在排除政治權力鬥爭等因素，重新檢視當時政府處理的狀況，整個事件不僅缺乏危機管理的負責人，究竟是王金平、江宜樺，還是馬英九？也缺乏與利益關係人對話的系統規劃，而且行政院、立法院各自放話。更缺乏具體的行動，究竟政府的主張是法案廢除？重審？還是其他可能性？這場危機讓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成為最大的輸家，並且造成台灣日後政黨再次輪替。
對企業而言，社會大眾的抗爭不盡然每日發生，但是否能以同理心的角度，在意社會大眾關心的議題，進而尋求對話、影響或解決的方案，實為危機預防的重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