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蔣經國而言，一九八五年簡直如一場夢靨。開年之初，台北政壇即籠罩在「江南案」風暴之中，接著在農曆春節前，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簡稱「十信」）發生超貸、侵占、背信與偽造文書案，國民黨籍立委蔡辰洲以「五鬼搬運」手法刻意掏空十信，影響所及，許多以吸收民間資金為業務的金融機構，相繼發生擠兌風潮，導致不少中小企業與工廠倒閉，進而引發經濟蕭條，繼「江南案」之後再次震撼台灣社會。此時美國情報圈注意到，經歷一連串重大事件的衝擊後，小蔣的人事布局已無太多選擇，向來被視為開明派的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於「十信案」前夕突然去職，改由老邁的駐日代表馬樹禮接任，此發展尤令華府驚訝，認為健康狀況不佳的蔣經國，似乎正刻意讓自己置於保守派的包圍之中，這些守舊型人物壟斷外人接近蔣的管道，對黨務革新向無熱誠，與年輕一代本省籍菁英保持距離，更不被廣大台灣民眾所喜愛。中央情報局認為十餘年來「本土化」之路讓省籍問題逐漸消弭，翻轉了台灣社會結構，但此時蔣經國卻被思想落伍、害怕因改革而失去權力的保守勢力所圍繞，此種局面如持續下去，國民黨不但無法回應民意的期待，與黨外之間的衝撞也將益形劇烈。
就在西方國家不看好台灣未來政局發展的情況下，蔣經國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毅然推動全面的政治革新與民主化進程，對台灣日後的命運帶來深遠的影響。當時有兩大因素促使他決心走出保守氛圍，推動改革，首先是來自美國的壓力與日俱增，讓他相信如果不採取行動，台灣將益加孤立，甚至坐以待斃；「美麗島事件」前後華府即多次以民主與人權為由，透過美國在台協會對諸多「政治犯」遭到拘捕表達嚴重的關切，施壓國府放人，這是過去雙方仍有邦交時極罕見之事。美國境內諸如「世界台灣同鄉會」、「台灣人公共事務會」與「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等反國民黨的政治團體，積極遊說華府行政與立法部門向國府施壓，而台北國安單位也掌握美駐台人員與來自國際特赦組織、國際人權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uman Rights）等外國勢力與黨外要員陳菊、康寧祥、姚嘉文、施明德、楊青矗等人密會的情報，談話內容涉及組織反對黨、結合境外力量爭取同情、向國際社會宣傳台灣人權情況惡化等議題。
台、美斷交後，蔣經國受到來自華府行政與立法部門對於推動民主化的壓力有增無減，連多次訪台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都從小蔣言談之中近距離地感受到。美國的壓力有多大，從一九八二年夏天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致康寧祥的私函可以窺見，這位美國前總統的胞弟，在信中直率批評國民黨在人權與民主化議題上「做得還不夠」（there has been too little progress），甘氏說他向來對中共侵犯人權深惡痛絕，當台灣出現類似的情況時他更將無法坐視，並要康寧祥轉告其他黨外人士，他本人已和國會參、眾議院領袖攜手合作，準備提案要求國民黨解除戒嚴令，在許多美方人士看來，戒嚴令繼續存在已嚴重削弱台灣社會面臨外部挑戰的因應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