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建交後，蔣經國的「本土化」政策並未動搖，他努力延攬優秀台籍人才進入政府的決心也未改變；一九七九年春，透過時任台北市長李登輝的安排，蔣特意在李的故鄉淡水三芝安排一場午宴，邀請一批他希望提攜的台籍菁英聚餐，聯絡感情，除了李登輝日後被提拔為副總統之外，當天另外兩位受邀者梁國樹與施啟揚，也於九○年代分別出任中央銀行總裁與司法院長。另一方面，蔣經國面對體制外的抗爭舉動也有所堅持；當台、美邦交來到最後關頭之際，在得知黨外有意趁該年（一九七八）底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時組織新的反對黨，蔣寫下這段話：「處此緊要關頭，必須以始終如一的態度，貫徹以下之基本政策：一、決不與共匪妥協；二、決不與蘇俄交往；三、決不讓台灣獨立；四、決不讓反動派組成反對黨。這是救國護黨之要道。」
此時蔣經國不惜以強硬的態度對付反對勢力，與來自國民黨內保守派的壓力不無關聯，他從國安部門上呈的政治情報中，知悉國民黨內CC派要員對「本土化」政策極表不滿，外省勢力認為小蔣不斷啟用台籍人士，似有意「逐步將政權轉移台灣人手中」，為求自保，CC派打算暗中與「台籍有識之士切取連繫，以便進退自如」，並決定由立法委員齊世英與梁肅戎負責秘密聯繫工作。這群CC派要角還嚴厲批評國民黨的競選策略與宣傳工作毫無方向、軟弱不堪，不但無法有效打擊黨外，反而讓廣大民眾對黨外運動產生同情與共鳴，令執政黨進退失據，長此以往，台灣政局終將形成一種「外省人為國民黨、本省人為反對黨」的對立態勢。面對黨內保守力量的憤怒與疑慮，蔣經國勢必採取姿態與手段加以安撫化解。
國安與情治系統對於黨外勢力不斷坐大，同樣抱持戒慎與敵視的態度，並力主應以強硬手段對付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初國安局在一份上呈蔣經國的報告裡，明確指出該年底立委選舉「偏激份子與海外叛國份子勾聯，結合不滿現實份子，利用狹隘的地域觀念，鼓煽民心，企圖作有計畫的製造事端，爭取多數當選，成立反對黨，形成反對力量，進行政治顛覆，昭然若揭」，不待蔣下達指示，國安局即主動告知各地情治單位要妥善準備，提高政治警覺，並加強情報布建、蒐證、研判與運用，以打擊政治上的敵人。也許受此類報告的影響，小蔣深信「外來勢力」正在「策動和支持國內的流氓、反動份子，利用今年的選舉機會，發動運動，企圖推翻我政府，手段陰險惡毒，來勢洶洶」。小蔣在面對鄧小平主政下中國大陸逐步走向改革開放，同時又顧忌美方斷交的壓力，其內心擺盪在究竟應以強硬手段或以寬大態度來對待反對勢力，而難以抉擇。台、美斷交風暴發生前三天，他在日記裡有這麼一段話：「惡劣的形勢緊迫而來，似有非採取強壓手段不得其定，但是此路不通，亦不可走。從政者有感無愧於心而行仁政者，不可以鎮壓而作為方法，今天是我考驗『忍耐』和堅強的時刻。」或許直到這一刻，他內心依然在掙扎，努力避免衝動、對國內政治採取高壓手段，然而隨後發生的劇烈外交衝擊，讓他的思維明顯轉向強硬保守。
台、美斷交後，國府緊急宣布中止該年底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廣大群眾原本對政治的熱情突然轉向仇美，使得部分平素挾洋自保的黨外人士受魚池之殃，而自覺被美國出賣的執政黨人士，則與民間社會同仇敵愾，這些都助長了國府內部保守勢力的氣焰。台、美斷交後，國民黨召開國是建言座談會，與會人士義憤填膺、情緒激烈，咸認為國內社會秩序是否安定或者遭到破壞，乃是外交、政治等一切事務成敗的關鍵，而少數黨外人士蓄意製造事端，外國勢力直接或間接暗助，係為「鐵的事實」，黨內大員除主張「嚴懲政治叛亂犯」之外，甚至建議政府擬妥一份「效力應大於法律與命令」的《反共愛國公約》，要求全體國人簽字遵守，蔣經國本人也認定政治上的陰謀分化偏激份子，「應一律以共黨份子視之，必須從嚴處理。」
本書第三章論及此後所發生的數項重大政治案件，即是在台灣整體政治氛圍走向保守緊縮的情況下所發生的，以一九七九年初高雄黨外大老余登發涉嫌叛亂案被捕為例，不少國民黨人士認為此時採取行動乃「時機大好，易獲民眾支持」，主張應把握群眾的愛國情緒並採取「非常手段」。翌年「美麗島」事件被告林義雄的母親與雙胞胎女兒在自宅遭不明人士刺殺身亡，震驚全台，然而當警政機關宣布以高額獎金懸賞緝捕林宅命案的兇手時，國民黨內竟有謂該案之發生，「社會上並未懷疑國民黨」，故不宜提供過高獎金，以免引起眾人猜疑之荒謬論點。當年「美麗島」大審結束後，同樣有高層人士指出軍法審判「情理法兼顧」，已經贏得廣大民眾的信服，「不論宣判結果如何，下次選舉國民黨將可獲得壓倒性勝利。」由此可見此時執政黨內部政治氣氛之保守反動。
一九八四年春天，國民大會準備選舉新一任正、副總統，蔣經國基於省籍平衡而提名台灣省主席李登輝擔任副手，並有意讓政績出色、民間聲望日隆的行政院長孫運璿繼續留任，以栽培他成為未來國家的領導人，不料孫運璿突然中風病倒，被迫退出政壇，嚴重打亂蔣的人事布局；在希望維持財經內閣前提考量下，他任命中央銀行總裁俞國華繼任閣揆。儘管俞內閣繼續啟用台籍人士，延續七○年代以來的本土化工程，然在美政府看來，遲至蔣經國第一個總統任期結束之時，國民黨內部的外省保守勢力依然穩佔上風，主張開明改革的力量鮮有發揮影響力的空間，台灣的民主化進程看似將黯淡無光。在國務院與中央情報局的分析裡，接受西方教育、具有改革色彩的李登輝，於國民黨內毫無權力基礎，僅是小蔣用來制衡海外台獨勢力，以及對島內台人群體進行安撫酬庸的一顆棋子，根本無法駕馭龐大的黨國體制，連被華府劃歸為保守派的俞國華，其影響力都勝過李。美方還認定警備總部、軍方與國安情治系統對「本土化」路線仍持高度的疑慮，甚至暗中阻撓，蔣經國提名李登輝任副手之後，也可能向黨內外省勢力進一步釋權，以免後者擔憂台人力量上升。種種情況都讓華府對台灣未來的政治前景不太樂觀，研判一旦蔣經國在任期內亡故，保守派必將主導全局，溫和力量將進一步下滑，屆時台灣不但沒有推動大規模改革的可能，台、美關係也將蒙受陰影。
對蔣經國而言，一九八五年簡直如一場夢靨。開年之初，台北政壇即籠罩在「江南案」風暴之中，接著在農曆春節前，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簡稱「十信」）發生超貸、侵占、背信與偽造文書案，國民黨籍立委蔡辰洲以「五鬼搬運」手法刻意掏空十信，影響所及，許多以吸收民間資金為業務的金融機構，相繼發生擠兌風潮，導致不少中小企業與工廠倒閉，進而引發經濟蕭條，繼「江南案」之後再次震撼台灣社會。此時美國情報圈注意到，經歷一連串重大事件的衝擊後，小蔣的人事布局已無太多選擇，向來被視為開明派的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於「十信案」前夕突然去職，改由老邁的駐日代表馬樹禮接任，此發展尤令華府驚訝，認為健康狀況不佳的蔣經國，似乎正刻意讓自己置於保守派的包圍之中，這些守舊型人物壟斷外人接近蔣的管道，對黨務革新向無熱誠，與年輕一代本省籍菁英保持距離，更不被廣大台灣民眾所喜愛。中央情報局認為十餘年來「本土化」之路讓省籍問題逐漸消弭，翻轉了台灣社會結構，但此時蔣經國卻被思想落伍、害怕因改革而失去權力的保守勢力所圍繞，此種局面如持續下去，國民黨不但無法回應民意的期待，與黨外之間的衝撞也將益形劇烈。
就在西方國家不看好台灣未來政局發展的情況下，蔣經國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毅然推動全面的政治革新與民主化進程，對台灣日後的命運帶來深遠的影響。當時有兩大因素促使他決心走出保守氛圍，推動改革，首先是來自美國的壓力與日俱增，讓他相信如果不採取行動，台灣將益加孤立，甚至坐以待斃；「美麗島事件」前後華府即多次以民主與人權為由，透過美國在台協會對諸多「政治犯」遭到拘捕表達嚴重的關切，施壓國府放人，這是過去雙方仍有邦交時極罕見之事。美國境內諸如「世界台灣同鄉會」、「台灣人公共事務會」與「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等反國民黨的政治團體，積極遊說華府行政與立法部門向國府施壓，而台北國安單位也掌握美駐台人員與來自國際特赦組織、國際人權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uman Rights）等外國勢力與黨外要員陳菊、康寧祥、姚嘉文、施明德、楊青矗等人密會的情報，談話內容涉及組織反對黨、結合境外力量爭取同情、向國際社會宣傳台灣人權情況惡化等議題。
台、美斷交後，蔣經國受到來自華府行政與立法部門對於推動民主化的壓力有增無減，連多次訪台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都從小蔣言談之中近距離地感受到。美國的壓力有多大，從一九八二年夏天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致康寧祥的私函可以窺見，這位美國前總統的胞弟，在信中直率批評國民黨在人權與民主化議題上「做得還不夠」（there has been too little progress），甘氏說他向來對中共侵犯人權深惡痛絕，當台灣出現類似的情況時他更將無法坐視，並要康寧祥轉告其他黨外人士，他本人已和國會參、眾議院領袖攜手合作，準備提案要求國民黨解除戒嚴令，在許多美方人士看來，戒嚴令繼續存在已嚴重削弱台灣社會面臨外部挑戰的因應能力。
面對美方的壓力，蔣經國曾透過管道讓華府知悉未來四大施政方向，包括政治民主化、政府組織本土化、保障台灣經濟繁榮，以及逐步開放兩岸民間往來。八○年代深獲小蔣倚重的參謀總長郝柏村，多次揭露美方將他視為台灣走向民主化的絆腳石，嚴重關切蔣身後台灣是否會出現一個由郝所主持的「軍政府」，美方對此議題強烈關注的程度，有時甚至不近情面；一九八五年夏天，美駐台北辦事處長宋賀德（Harry Thayer）在一次晚宴中竟不顧禮儀，當面質問郝柏村是否會成為「軍事強人」，並對國民黨實權為何仍掌握在外省人手中提出強烈的質疑，最後更向郝露骨表示未來美方駐台人員會繼續與黨外人士廣泛接觸。與此同時，雷根總統又派身邊親信來台，以承諾持續對台軍售來鼓勵並敦促蔣經國早日走向民主化。此種「胡蘿蔔加棍子」混用的手段，讓小蔣很難不朝美方要求的方向邁進。
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另一個鮮少被提及的微妙因素，是來自對岸中國大陸無形的競爭壓力；美、中建交後，美國上下對鄧小平治理下中國的改革開放，充滿著高度的想像與期待；一九八五年之際，鄧小平在海內外依然享有如日中天的聲望，該年九月間中共十二屆四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政策持續不變，改革派人士不但繼續穩定掌權，中共黨內元老與軍方干涉政局發展的可能性也極小，此一局面和海峽另一端深陷政治醜聞、保守氛圍瀰漫的台灣，形成強烈的對比。同一年秋天郝柏村訪美時，國務院東亞助卿伍佛維茲（Paul Wolfowitz）即不諱言，雖然國民黨在華府仍有不少朋友，然而如何改善美國社會與新聞媒體對其不利的形象至為重要，伍氏提醒郝，不應讓美國民眾有一種錯誤的印象，即中華民國政府不過是另一個「獨裁政府」。郝柏村在華府停留時，時任駐美代表錢復也坦言，美方認定蔣經國身邊遭保守派包圍，對鄧小平的政治繼承安排則觀感良好，普遍認定未來中國大陸將趨向安定，會出問題的反而是台灣，他還透露與副總統布希晤談時，對方竟說道：「我講這話你不高興，十年前我在北京很苦，現在有天壤之別，他們真有進步。」錢復感慨台北如繼續宣傳中共即將崩潰，恐怕沒有人會相信，郝答允將這些訊息如實轉達給蔣經國。
無庸置疑，「江南案」的爆發與蔣孝武被影射牽連其中，成了蔣經國加速民主化腳步一個重要的催化劑，促使他在一九八五年下半年數次公開宣示中華民國沒有繼承人的問題，台灣也不會出現軍政府。翌年春天，蔣提出具體的政治革新方案，提名多位開明派人士，躋身國民黨的權力核心，並任命一個由十二名中常委組成的「政治革新小組」，來研擬中央民意代表改選、省市長民選、解除戒嚴與開放黨禁，此後數月，該小組成員定期集會，逐項討論修法事宜，以配合民主改革的進程，包括副總統李登輝在內許多黨政要員也被委以與黨外人士溝通對話的重任，輿論風向開始鼓吹威權體制已行不通，國民黨必須開放政權，只不過當時李登輝目睹此一重大的政治工程，感嘆除蔣經國本人之外，黨內其他大老並無真正改革的決心與共識，相當程度上都在敷衍，「敷衍給蔣經國看」。
國民黨上下對於蔣經國是否真心推動民主化，大多在觀望並心存疑慮，然而來自華府與北京直接或間接的壓力，卻從未停止。一九八六年六月鄧小平大膽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並宣布成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小組」，兩個月後美眾議院通過決議，要求國民黨擴大台灣的民主改革，開放黨禁、報禁與廢除戒嚴令，黨外人士受此鼓舞，趁勢於九月二十八日圓山飯店集會時臨時變更議程，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消息傳來，國民黨內都在等待蔣經國的態度，李登輝回憶，蔣當下指示：「此時此地，不能以憤怒態度輕率採取激烈行動，引起社會不安，應採溫和態度，以人民國家的安定為念。」郝柏村也憶及蔣於翌日召見他並探詢黨外組黨的看法時，曾自嘆國民黨「太老大」，當蔣面對反對派組黨的舉措，他同樣指示應「避免衝突、冷靜處理」。九天後，蔣利用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萊姆（Katherine C. Graham）女士專訪的時機，親口宣示台灣將解除戒嚴並開放黨禁、報禁，間接向外界宣告他將允許民進黨成立並合法化。
華府對於台灣的政治發展保持密切關注，中央情報局研判當時亞太地區形勢急遽的變化，讓蔣經國無法不採取改革的行動，強化國民黨開明形象並爭取美方好感。該年（一九八六）稍早，南鄰菲律賓發生「人民力量革命」（People Power Revolution），獨裁執政長達二十年的馬可仕遭到推翻，倉皇流亡海外，而北邊南韓的民主化運動也風起雲湧，這些都讓蔣經國心生警惕。值得注意的是，一如十餘年前小蔣推動「本土化」時美方對其前景有所疑慮，此刻華府對於小蔣是否真心希望改革、願意向黨外釋出權力，抑或只是在分化反國民黨的力量、消弭政治的緊張對立，仍有所揣測；中情局甚至大膽預言，健康狀況不佳的蔣經國極可能在該年年底前主動卸下總統職務，免除儀式性的任務，但仍將以國民黨主席的身分繼續握有國政的最後決策權，而毫無政治班底的李登輝一旦繼任總統，極可能是一名空頭元首，屆時政府運作的重心將落在行政院，而非總統府。華府還認定「後蔣經國時代」的國民黨，不論步入集體領導制或由李登輝取得部分權力，整體局面仍將由外省集團所掌控。
與美國情報機構分析研判有所出入的是，風燭殘年的蔣經國顯然是真心想推動民主化，而非只是在拖延時間以緩和島內日趨緊張的政治態勢。一九八六年底增額立委選舉中，黨外勢力以尚未取得合法地位的「民進黨」身分參選，表現不俗，在一百名席次中取得十二席，得票率達百分之二十二。選舉後小蔣召見李登輝討論此事時，再次表示面對此結果，不要操之過急，不要用激烈的手段強力鎮壓，又稱政府最怕的就是施政只知強勢作為，毫不考慮後果。此刻他的心態和一九七七年面對地方選舉挫敗時的灰心喪志與鬱鬱寡歡，有天壤之別，儘管如此，他也流露出對黨外份子熱中以狹隘的地域觀念分化台灣社會與百姓之高度憂慮。
或許此刻蔣經國心中所殷盼的民主化進程，是循序漸進、一步一步穩健踏出去，而非極端與躁進，只不過推動全面政治革新的心意既定，再也沒有回頭路，在生命最後半年時光裡，他陸續推動幾項具重大指標的人事與業務安排：七○年代在「本土化」工程中扮演要角的李煥，於一九八七年夏天被重新委以國民黨秘書長的重任，負責推動中央民意代表的全面改選、地方自治與民選、開放大陸探親等要務，接著政府宣布解除戒嚴，而當郝柏村質疑解嚴後台灣社會恐將出現「偏激雜誌報紙滿街氾濫，遊行請願示威隨時隨地可見」的亂象時，小蔣答稱政治走向民主化，「好像女人生孩子會有一陣痛」，他希望絕大多數民眾未來會有成熟的民主素養。
同年十月底，鄧小平早年一段重要的講話，被列入中共正在召開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他在這段談話中表示，如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北京領導人顯然認定推動政治體制革新的時機已趨成熟，其所研擬的議題包括黨政分離、下放權力、建立社會協商對話等。此刻台海兩岸彷彿正在進行一場無聲的制度改革競賽，很難說彼此之間毫無交互影響；就在中共十三大會議結束後，國民黨宣布同意開放台灣民眾前往中國大陸探親，一九八八年元旦，台灣地區解除報禁，言論自由邁進一大步，而蔣經國逝世一年之後的一九八九年元旦，國府宣告解除黨禁，台灣的政黨政治與民主化工程至此展開新頁。無可諱言，台灣雖在形式上已從威權過渡到民主，卻也埋下九○年代李登輝所代表的本土化、全面開放式民主，與郝柏村所代表的外省統派、父權指導式漸進民主，兩條路線之爭，然而這已非小蔣生前所能掌握。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當蔣經國以茶會招待十二位台灣耆老，告訴他們「我也是台灣人」、台灣也是他的故鄉時，其內心必定百感交集。一九四九年以「流亡異鄉」的心態來台避禍，對島上的一切感到新奇，經歷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以「國家安全」之名逮捕台籍菁英，六○年代致力改善與台人關係，七○年代在內憂外患中開啟「本土化」工程，以及八○年代順應潮流，全面推動民主化，這其中或許出於無奈與被動，或許內心不時夾雜著猶疑、掙扎與路線擺盪，然而若沒有他以政治強人的高度，在生命最後的階段奮力打開新局，則其亡故後，無論誰繼承其位，都將缺乏足夠的威望與膽量來達成此目標。當蔣經國晚年脫口說出「我也是台灣人」時，除了流露出他對這片生活了四十年的土地之私人情感，以及從「異鄉人」到「本地人」的心境轉折之外，又何嘗不是國府遷台後，出身並受益於威權體制的政治強人，親手終結數十年威權統治格局、讓台灣得以走向真正民主的總紀錄。
作者介紹｜林孝庭 Hsiao-ting Lin
1971年出生於台北市，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部博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美國舊金山大學環太平洋研究中心傑出訪問學者，2008年獲選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院士。自2007年起獲聘為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2010年起出任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研究領域包括近代中國政治、外交、軍事、邊疆與少數民族問題、冷戰時期美、中、台三邊政治、外交與軍事關係等。
本文／圖經授權轉載自遠足文化《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原標題：蔣經國眼中的台灣、台獨、本土化與民主化—國際孤立下曲折的民主化進程）
責任編輯／邱劭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