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末期，臺灣遭受美國戰機猛烈轟炸，損失極為慘重。光復初期民生凋敝，物資極端缺乏，陷入惡性通貨膨脹，失業問題嚴重，民不聊生，臺灣經濟已面臨崩潰邊緣。
但臺灣不僅在短期內完成重建，更進一步創造經濟發展奇蹟。臺灣當年能創造如此輝煌成就，其關鍵因素有二：一是美國經濟援助適時到達；二是最高執政當局善用賢能，進行各項重大建設與改革，凝聚國人共識，共同為國家建設奮發努力所致。
美國經濟援助適時到達
1950年7月25日韓戰爆發，美國為避免大陸中共侵擊臺灣，特於7月27日派遣美國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並於1950年底開始對臺灣經濟援助。該時正是臺灣光復初期重建工作，面臨資金、物資、人力與技術短缺關鍵時刻，美援的到達，誠如臺灣省主席陳誠所言：是「即時雨」，使重建工作加速進行，提早完成。
美援自1950年底至1965年6月底的十四年半間，共經援臺灣近十五億美元，平均每年一億美元，相當於該時期國內生產毛額 （GDP）的5.4％，資金及物資的增加，對當時物價穩定及加速經濟建設作出重大貢獻。
當年美援物資進口高占臺灣總進口的近30％，不僅有利於物價的穩定，更解決外匯短缺問題。美援近十五億美元，同時彌補了投資財源不足問題。當年美援的投入相當投資總額的四分之一 （25.7％），亦即美援提高了我們投資三分之一以上（34.6％），不僅提高生產力加速經濟成長，更創造大量就業機會，解決嚴重失業問題。
由於我國有效利用美援，加速經濟成長，奠定經濟起飛的基礎。當美國於1960年代中期，對受援的一百多個國家利用美援效果作評估時，發現我國有效利用美援，已有「自力發展」的能力，遂於1965年6月30日將我國列於第一批停止美援的三個國家之一。
財經重臣推動的重大建設與改革
（一）驚濤駭浪中穩住陣腳
光復初期政府面對艱難困局咬緊牙根，凝聚800萬軍民團結一致，共同奮發努力，踏上堅苦奮鬥的征途。
1949年是臺灣轉危為安的關鍵年，在經濟方面進行了下列重大改革：
1. 臺灣省主席陳誠主導，農復會主任委員蔣夢麟全力支持省政府推動「農地改革」；
2. 臺灣省財政廳長兼臺灣銀行董事長嚴家淦，一方面推行稅制改革，配合我國的體制；另方面改革幣制，廢舊台幣發行新台幣，且限額發行新臺幣二億元，向中央爭取自上海運來的三百多萬兩黃金中撥給臺灣銀行80萬兩，作為百分之百的發行準備，並採取一連串配套措施，增加人民對新臺幣的信心，奠定日後物價穩定的基礎。
3. 成立「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由尹仲容擔任副主任委員，且實際主持該會責任，統籌規劃資源分配及戰後重建工作。在當時資金、物資、人力與技術等極端短缺的困難下，尹先生不知克服了多少困難，不僅全力進行重建工作，還為未來經濟發展需要，進行了兩次重大決策：一是將電力、肥料及紡織三項列為優先發展的工業，投入大量資金與人力，進行新的建設；二是在該會下成立「對日貿易小組」，且親赴日本與當時駐日盟軍美國代表，進行了108天的艱苦談判，終於簽訂「中日貿易協訂」，解決日後臺灣對外貿易問題。
至1952年底重建工作已大致完成，物價也漸趨穩定，已有能力進行有計畫的新建設。
（二）在美援支持下，從事有計畫的經濟建設
1953年政府為推動有計劃的經濟建設，進行政府改組成立「經濟安定委員會 （簡稱經安會）」，以「計劃性自由經濟」為最高指導原則，負責國家整體經濟政策的協調、整合，及編擬「經濟建設四年計畫」的任務。
1. 發展進口替代工業
經安會下設有「工業委員會」，其召集人為尹仲容先生，開始負責「第一期四年經建計畫工業部門計劃（1953-1956）」的設計，編擬及推動任務。尹仲容接任召集人後，即確立兩大基本原則：（1）凡可增加出口或減少進口，對國際收支有貢獻的工業，優先發展，亦即充分利用國產原料及進口原料在國內加工生產，不再進口成品，即發展「進口替代」產業， （2）凡屬可以「民營」的新計畫，盡量鼓勵「民間」投資興建，不僅運用美援支持其投資，並採取保護措施，以促其發展。
由於政府主動積極推動，「進口替代」產業蓬勃發展，但因臺灣市場狹小，很快達到飽和，不利於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政策上已到改弦易轍的時候了。
2. 發展「出口導向」工業
1956年工業委會草擬「第二期四年經建計畫工業部門計畫（1957-1960）」時，即自「進口替代」改為「出口拓展」後改稱「出口導向」改革。
1957年尹仲容改任經安會秘書長兼外貿會主任委員，為落實「出口導向」政策，於1958年4月推動「外匯貿易改革」，不僅將當時「多元匯率」改為「單一匯率」，並將新臺幣大幅貶值，自新臺幣24.78元兌一美元，貶為40比1，達到新臺幣匯率適當水準；同時採取多項鼓勵出口措施，使出口迅速擴張，外匯收入增多，解除部分管制，開放進口市場，讓市場價格機能恢復作用。該項「外匯貿易改革」被學者稱讚，認為向「經濟自由化」邁進一大步。
（三）為美援停止做準備
1958年9月政府改組撤銷「經安會」，擴大美援會組織，任尹仲容為副主任委員，仍兼外貿會主委，1960年再兼臺灣銀行董事長。
1959年美援當局告知我政府美援政策改變，自過去的贈與改為貸款，沒有國家配額。因此未來美援不確定因素大幅升高，且有隨時停止的可能。此一訊息報告最高當局，指示「自力自強」。
1. 研擬「加速經濟發展計畫大綱」
尹仲容副主委奉指示後，隨即與美援會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作榮研商因應對策，決定先研擬「加速經濟發展計畫大綱（1961～1964）」，交筆者研擬，將經濟成長目標自過去的6％、7％，提高為8％，而且要將提高的所得不能增加消費，而將其儲蓄起來，作為增加投資的財源。
在該四年加速成長期間，投資需要大幅增加，雖儲蓄率提升，仍將不足投資的需要，其不足部分，擬申請美國特別援助後，並獲得美援駐華公署同意向美國總署申請。
2. 研擬「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
要將加速成長所增加的所得不用於消費，而將其作為儲蓄，必須採取有效措施才能達成。於是王作榮主任擬了「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方案」，由尹副主任委員提議，與財政部長嚴家淦及經濟部長楊繼曾會商，獲得嚴、楊的全力支持。
當年美援會副主委尹仲容、財政部長嚴家淦，經濟部長楊繼曾，他們三人幾乎每周都有一天晚上聚會，研商面臨經濟問題及因應對策，合作無間，不知克服了多少困難，使經濟能順利發展，外界稱他們三人是「財經鐵三角」。李國鼎當時是美援會秘書長，也成為「財經鐵三角」的幕僚長。
「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方案，包括經濟發展、預算、金融與外匯四大部門共十九點，經行政院院會通過後，於1960年初公布實施。
3. 訂定「獎勵投資條例」
「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中，有許多點需要修法或立新法的，如個別進行，需要較長時間，緩不濟急，美援會遂訂定「獎勵投資條例」，可排除現有法律規定。但「獎勵投資條例」總計35條，其中減免及退稅的條文過半，在研擬過程中必須徵得財政部的同意。可是財政部主管稅務的次長及署長，因當時財政收支已有很大赤字，持反對態度。在不得已情況下，美援會秘書長李國鼎只好求助於財政部長嚴家淦。當嚴部長聽取李國鼎說明後，不僅同意美援會所擬「獎勵投資條例草案」，還說明兩點：一是他會對部內同仁說明他同意的理由；二是該條例送請立法時，他會親自列席立法院備詢。李國鼎回美援會報告此一訊息，同仁心中的大石頭落地，而且對嚴家淦部長這種「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精神，致最高的敬意。
當「獎勵投資條例草案」經行政院核定，於1960年6月底送請立法院審議時，立委們對減免及退稅有關條文，質詢最為踴躍，均由嚴部長一一說明。他解釋之精道，連我們旁聽的人都極為佩服，更讓立委們聽後口服心服。因此「獎勵投資條例」很快於1960年8月31日立法院通過，總統於同年9月10日公布實施。
至1964年底「加速經濟發展計畫」結束時，美國國會並未通過對台「特別援助」。不過由於該計畫及相關改革的有效執行，儲蓄率自1960年12.7％到1964年已提高至19.6％，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超過8%的目標，達到9.1％。至1970年儲蓄率提高到25.5％，與投資率25.6％，幾乎已達到「自助成長」目標，到1972年儲蓄率更提高到32.1%，超過投資率，成為資本輸出國家了。
由於以上敘述，可知在尹仲容先生主持下，不僅光復初期的重建工作完成，他推動的各項改革，在有關部會通力合作、貫徹實施，為今後30至50年經濟發展奠定基礎。故在美援於1965年6月底停止後，臺灣經濟成長率不僅未下降，而且更為提升。自1951至1965年接受美援時期，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9.1％；美援停止後的1966至1987年，提升為9.8％。1970年代，從落後的農業社會，成為新興工業化國家。
當年尹仲容先生身兼三職，顯示最高當局對其信任與器重，但其責任重大，奮力為國，日理萬機，連生病都沒有時間看醫生，終至於1962年底百病齊發，醫藥無效，於1963年1月24日仙逝，時年61歲。當時被產業界稱尹仲容為「臺灣的歐哈德」，英年早逝，怎不令人痛惜! （歐哈德是西德經濟部長，對戰後的復興與建設做出重大貢獻，深受人民愛戴；我產業界以此稱呼尹先生，表示對其尊敬）。
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
（一）自勞力密集產業轉向重化工業為主
1972年蔣經國接任行政院長，鑒於當時經濟快速成長，基本設施建設趕不上整體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勞力密集產業的蓬勃發展，勞力已有不足，工資大幅上漲的壓力。於是蔣院長於1973年12月毅然宣布，自明年起於五年間完成「十項重要建設」，後人改稱為「十大建設」。
「十大建設」其中六項如中山高速公路、西部鐵路電氣化、中正國際機場......等屬交通建設，以及核能發電等，均是基本設施建設，是壯大經濟動脈、充實能源供應，為繁榮經濟與提高國民生活水準所必須。另三項為重化工業，包括一貫作業鋼鐵廠（即中鋼）、大造船廠 （中船）與石化工業，則是改善工業結構，奠定重化工業基礎的關鍵產業。
蔣院長明知基本設施建設及重化工業同時進行，大量投資與人力，必將遭遇很多困難，故他提出「今日不做，明日便後悔」的名言，表示他的堅定的意志與決心。在他的號召下，凝聚國人共識，共同努力克服一切困難，於1978至1979年先後完成。
（二）開創技術密集產業時代
1. 建立「積體電路」產業
當1974年初「十大建設」剛起步時，爆發石油危機，石油價格飆漲，蔣院長認為高油價將是未來長期趨勢，他推動「十大建設」中的三項重化工業，不是長久之計。於是他對行政院秘書長費驊說明他的看法，指示費驊要他對未來工業發展，想辦法做重大突破。
費驊奉示後，隨即邀請他交大同學在美國RCA公司擔任研究部主任的潘文淵博士，儘速來台，與經濟部長孫運璿、交通部長高玉樹、工研院、電信總局負責人及企業界、學術界代表聽取潘文淵建言。潘博士說他發現當時臺灣製電子計算機及電子錶的工廠如雨後春筍的興起，但該等產品所需的重要零件「積體電路 （IC）」是進口裝配，毫無技術可言。而「積體電路」是所有電子產品的核心零件，如臺灣發展「積體電路」有成，可帶動整體電子工業發展，進入技術密集產業時代。經與會人士三小時討論無人反對，孫運璿部長遂決定，全力推動「積體電路」工業發展。後選定美國RCA為合作對象，並由工業技術研究院選定約40人，分兩批赴RCA實習一年，回來後在工研院「積體電路」試驗工廠研製「三吋晶圓」成功。按照原規劃將「積體電路」製造設備及人員外移，成立民營的「聯華電子公司」（簡稱「聯電」），以便促進整體電子工業的發展。「聯電」成立後，很快研製4吋晶圓成功，且與美國RCA同步，增強政府對發展「積體電路」工業的信心與決心。
李政務委員國鼎促成工研院長張忠謀進行「超大型積體電路」（VLSI）的研製，研製成功後，比照「聯電」的模式，外移成立「臺灣積體電路公司」（簡稱「台積電」），請工研院長張忠謀轉任台積電董事長。由於張忠謀帶領該公司同仁共同努力，至今該公司已成為全球電子工業供應鏈的核心企業，也是臺灣的「護國神山」。
2. 推動全面性高科技產業發展
1976年11月行政院蔣經國院長於院務會議中宣布，行政院設立「運用科技研究發展小組」聘請政務委員李國鼎擔任召集人，並指示會同有關部會，就我國科技研究與技術密集的產業發展作全盤的規劃研究及有效推動。李國鼎奉示後，以他過去在財經部會的豐富經驗，以及他在責任感與使命感的驅使下，充分發揮他理工背景的潛能，全力以赴。他除會同有關部會外，更號召企業界、學術界菁英共同參與研究，於1978年初召開「第一次全國科技會議」，請蔣院長親自主持，交換意見，研擬著手進行研究之科技項目、科技產業發展配套措施等。
同年五月蔣經國就任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經濟部長孫運璿接任行政院長，就孫運璿在經濟部長任內，改組成立「工業技術研究院」及全力推動「積體電路」產業發展情況來看，對李國鼎而言，如魚得水。他倆共同研擬了「科學技術發展方案」，召開「第二次全國科技會議」研討通過，報請行政院核定實施。該方案一方面確立能源、材料、電子資訊 （包括前述的「積體電路」）、生產自動化、光電、生物科技、食品科技及肝炎防治等八大重點科技，積極全面推動；二方面發展技術密集產業，做全面性規劃，加強經濟建設；三方面行政院設置科技顧問組，聘請世界一流科學家及工程師擔任顧問，針對臺灣科技研究及產業發展方向予以評估，並提供建議；四方面規劃設置各項配套措施，包括設置新竹科學園區、資訊工業策進會、工研院設置電子，材料工業及機械工業三研究所，以及在各大學擴張理、工、醫學院，增設研究所，培養高素質人才等。
至1980年代中期，臺灣技術密集產業發展的方向與架構大致底定，各項配套措施已完成，及相關支援機構也先後成立，創造了良好的投資環境，奠定今後技術密集產業全面發展的基礎。
在此良好的環境基礎，加以多年來培養的民間企業不斷壯大，不僅擁有雄厚的財力，更培養民間企業家具有高瞻遠矚的視野，冒險犯難，勇於投資的精神。因此，1980年代中期開始，技術密集產業獲得蓬勃發展，至1988年電子資訊等技術密集產品出口，即超越紡織品的出口，成為第一大出口產品。1990年代臺灣就被國際間稱為「高科技產業重鎮」，李國鼎亦被科技產業界尊稱為「科技教父」。
至去（2020）年電子、資訊等高科技產品出口超過二千億美元，達2018億美元，高佔總出口的58.4％。過去10年（2007-2016），高科技產業增加的附加價值高占GDP增加額的28.2％，顯然高科技產業撐起臺灣經濟半片天。
未來，臺灣如何再創經濟繁榮，或許可以從過往的經歷，獲得一些啟發。
精簡版全文請見：《電子業「護國神山」是怎麼來的？四十多年前蔣經國一句話改變台灣命運》
責任編輯／邱劭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