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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1-SMG0035-快訊小紅條兒

中國人不識貨,日本人撿去當寶!清朝思想家完成這部鉅作,竟助日本晉升世界列強

1841年6月,林則徐因中英交涉之事被貶謫革職,與魏源在京口(今鎮江)相逢。寒暄之於,林氏將其在廣東編譯的《四洲志》、《澳門月報》等資料全數交予魏源,囑託他編輯、補充與整理,以期儘早刊行,舉開化國民之事功。

魏源不負林氏所托,在《四洲志》的基礎上,廣泛收集外國文獻和著述,編纂輯錄,終經三修乃定成《海國圖志》一書。此書於1842年12月編就,共50卷,計約 50 於萬字;1843年5月正式在揚州公開發行;1847年5月重新增訂為60卷本之後再行出版;1852年,魏源又將之增補為百卷,於次年刊行。《海國圖志》較為系統地介紹了西方各國的地理、歷史、政治狀況和先進科學技術,是當時國內針對西方最精詳的一部「百科全書」。

然而牆內開花牆外香,《海國圖志》原生於中國而受益於日本,它對「幕末」日本的開國入歐諸事,可謂影響深遠。

《海國圖志》傳入日本

魏源在《海國圖志》一書序言中開宗明義:「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但實際上,《海國圖志》在當時清朝知識界並沒有產生多大影響,更遑論與政治運動結合了。

姚瑩曾說魏源編撰出版《海國圖志》後的遭遇:「舉世諱言之,魏默深獨能著書詳求其說,已犯諸公之忌。」談《海國圖志》幾乎蔚為士林之禁忌。到了民國時期劉師培也認為,「世之飾巧智以逐浮利者,孰不樂從魏、包之後乎」,無疑是一種單純立足經學傳承的評判。

1902年,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界思想變遷之大勢》中頗有深意地指出:

「魏氏又好言經世之術為《海國圖志》,獎勵國民對外之觀念,其書在今日,不過束閣複瓿之價值。然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陰、西鄉隆盛輩,皆為此書所激刺,間接以演尊攘維新之活劇,不龜手之藥一也。」

由此可知,梁氏認為日本尊王攘夷、銳意維新的思想至少部分源自于《海國圖志》。

《海國圖志》傳入日本的過程頗有幾分傳奇色彩。自江戶時代始,由於天主教的傳播威脅到了本土文化根基,1633年至1639年幕府連續發佈了五道鎖國令,日本正式進入了閉關鎖國時代。同時實施嚴格的「禁教」政策,涉及基督教的書籍禁止傳入和民間私藏,更不允許貿易。當時日本只保留長崎一口與外界聯繫,1692 年幕府在長崎下設「書物改役」一職,專司調查境外傳來的書籍中是否有基督教的內容,沒有基督教內容的書籍方可輸入。

《海國圖志》(圖/澎湃新聞提供)
《海國圖志》(圖/澎湃新聞提供)

大約在1851年,《海國圖志》首次由中國商船亥二號帶入日本港口,共計三冊,是1847年出版的六十卷本暨魏源修訂的第二版。負責檢查進口書籍內容的長崎官員向井兼哲(書物改役)發覺書內有介紹基督教的文字後,以違禁品名義將其沒收。在向井兼哲的貨物底賬中如此記錄:「此項內有御禁制文句,向井外記為此向御役所報告,御所令全部交出。向井外記於子十一月十八日告知商人,並將信函附於賬籍之上。」

然而正是這次意外地克扣促成了《海國圖志》在日本的流傳。被港口官役查禁的三冊書,分別被「御文庫御用」、「學問所御用」及幕府老中牧野忠雄取去。1852年中國商船子二號又帶入一部,由於仍屬違禁書籍之故,為長崎會所負責保管。

日本社會與西方世界交流的加快,一部分日本學人開始「留意夷情」,德川幕府亦開始重視對西方世界的探求。而《海國圖志》對西方諸國政治、地理與民情等基本情況的介紹,認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滿足了幕府及各藩瞭解西方的需求。

特別是1853年黑船(くろふね)事件後,德川幕府改變了以往的方針,不再視《海國圖志》為禁書,正式批准該書可以公開發售。

到了1854年,中國船主陶梅和姚洪通過商船寅一號共帶來《海國圖志》十五部,被官方征去七部,剩下八部得以在市場上公開出售,之後被批准進口。

除了知識階層的推崇與傳播,一些捕獲到商機的書商對《海國圖志》的翻刻、改譯也提高了其影響力,僅僅1854-1856年,翻刻版本就達二十餘種。1854年,日本學者鹽谷宕陰和箕作阮甫在其出版的《翻刊海國圖志》二卷二冊訓點版時說:「此書為客歲清商所舶載,左衛門尉川路君(即川路聖謨)獲之,謂其有用之書也,命餘翻刊。原刻不甚精,頗多訛字,使予校之。其土地品物名稱,則津山箕作摩西(即箕作阮甫)注詳音於行間。」這應是日本知識份子最早對《海國圖志》進行的一次編改。

此後,各種版本的《海國圖志》紛紛面世,有《海國圖志夷情備采》、《海國圖志國地總論》、《海國圖志籌海篇譯解》、《翻刻海國圖志英吉利國》、《翻刻海國圖志普魯士國》、《海國圖志佛蘭西總記》、《海國圖志俄羅斯總記》、《美利哥總記和解》等名目。其中,加注假名、訓讀符和翻譯簡本,被稱為「和解本」。鑒於此,甚至有人認為此時乃日本的「《海國圖志》時代」。

《海國圖志》在日本社會的受歡迎程度也可以從其價格變動體現出來。在1851年和1852年,其售價是130目;到了1854年該書已經漲價至180目;1859年的價格更是驚人,提高至436目,可見日本對這部書的歡迎程度以及供求之反差。據《江戶時代日中秘話》記載,《海國圖志》「到了江戶則身價百倍,成為急需的御用之書」。日本學者大谷敏夫指出《海國圖志》乃「成為幕末日本瞭解列強實力的必備文獻,供作隨手翻查之用」。

《海國圖志》與「幕末」思想界革命

《海國圖志》為何在日本如此受歡迎?這與日本「幕末」思想界革命有關。

《海國圖志》傳入日本時,傳統的儒家學者在朱子學、陽明學的思維框架下,亦建立起類似於中國「天下」、「華夷」的世界認識體系。在鴉片戰爭中,清朝被英國打敗,其實是出乎日本意料的,同時亦催生了日本的危機意識。

1841年,幕府老中水野忠邦去信給經世官僚川路聖謨,認為中英開戰「雖屬外國之事,亦即我國之鑒」,並多次談到「唇亡齒寒,我國雖全盛,亦非晏然自佚之時」。時任水戶藩藩主的德川奇昭對清廷之速敗極為震驚,實際上許多日本人都以為「清國無論如何乃以重要之大國,夷狄不敢輕易問津」,德川奇昭認為,「最近謠傳清國戰爭,人心浮動,如果確有其事,則任何事情,均可置諸不問,唯有全心全意致力武備耳。鑒於清國戰爭情況,急應公佈天下,拖延日光參拜,以日光參拜經費為武備之用」。日本各藩領主這種遠見無疑促使他們加快了對域外探求的腳步。

1853年美國佩里叩關事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催化因素。1854年《日美親善條約》(又名《神奈川條約》)簽訂後,西歐強國接踵而至,企圖通過武力將日本納入自己的殖民體系內。在這種背景下,日本各藩及思想界急切需要瞭解西方知識,而魏源的《海國圖志》恰恰適應了這種需要。經世學家廣獺旭莊在其評論集《九桂草堂隨筆》中稱讚:「《聖武記》、《海國圖志》,均為有用之書,無可倫比。」當時在日本的金澤、福井、出石、田邊、神戶、延岡、武雄、伊勢、度會等地的學館私塾,《海國圖志》曾被選作為課本進行教學。詩人梁川星岩曾描述自己讀了《海國圖志》以後的情況:「忽然摩眼起快讀,落手邵陽籌海篇。」

魏源《海國圖志》的傳入,對日本瞭解「夷形夷情」、加強海防提供了有益的幫助。大槻禎評價《海國圖志》時說,「其敘海外各國之夷情,未有如此書之詳悉者也」。杉木達在《美理哥總計和解》跋中不吝讚美之詞:「本書譯於幕末海警告急之時,最為有用之舉,其於世界地理茫無所知之幕末人士,其功實不可沒也。」當時的薩摩藩藩主島津齊彬為了增加對英國的瞭解,購《海國圖志》備用。後不久薩英之戰爆發,《海國圖志》便成了薩摩藩的必讀之書。

《海國圖志》在日本「幕末」時期的傳播,影響了幕末許多政治家的學說,有力地促進日本思想界的革命。井上清在其《日本現代史》第1卷中,對於《海國圖志》一書在日本傳播世界知識的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幕府末期的日本學者文化人等,經由中國輸入的文獻所學到的西洋情形與一般近代文化,並不比經過荷蘭所學到的有何遜色」;錢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學風》中也認為:「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陰、西鄉隆盛輩,無不得《海國圖志》,讀之而憤悱焉!攘臂而起,遂以成明治尊攘維新之大業,則源有以發其機也」。甚至,橫井小楠等人的思想起了革命,摒棄陳說,傾向于「開國主義」,亦是讀了《海國圖志》後所催動的。

日本著名開國論者吉田松陰在1854年11月22日寫給其兄衫梅太郎的信中稱讚:「林則徐同魏源二人皆為有志之士,特別精通『蟹行書』(介紹西洋之書因橫行書寫文字,故被稱為蟹行書)。」1855年,學者賴醇在《海國圖志訓譯》序中也說:「清魏默深《海國圖志》六十卷,纂述賅博,擇取而用之,其于海衛邊備,必有裨益者矣。」他期望《海國圖志》能夠全部譯出刊行,務必「使海內盡得觀之,庶乎其為我邊備之一助矣」。此書在知識階層中流播之廣,由此可見一斑。

到了1856 年,吉田松陰在長州藩正式開辦了「松下村塾」,培養了大批有志門生。他讀過《海國圖志》以後,高度評價了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學說,並加以改造,教授給其門生木戶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在吉田的引導與影響下,日本走上了以「開國」應對西方衝擊的道路,正和「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一脈相承、相得益彰。鑒於此,安井息軒甚至推崇《海國圖志》是「雖聖人複起,其必有所取焉」的不二之作。

吉田松陰。(圖/澎湃新聞提供)
吉田松陰。(圖/澎湃新聞提供)

幕末」時期日本思想界的變動相當激烈。總體來說,《海國圖志》傳入日本打破了日本思想界原有的華夷觀,為之後日本大規模學習西方奠定了一定基礎,也成為明治維新「開國論」、「尊王攘夷」思想的淵源。有日本學者將《海國圖志》比作「幕末決定日本前進道路的指南針」,雖有謬贊誇大之處,但絕非無中生有。

但是有一點需要注意,日本在近代的強勢崛起,絕不僅僅是因為一本《海國圖志》那麼簡單。曾有論者謂:說日本崛起是因為一本《海國圖志》,則無疑是「小兒之言」,明顯的「以夏變夷」之論了。東亞國家的近代化是一個系統性過程,內因是動力,而外力僅僅是條件而已。我們切不可拿著所謂民族自尊心,而不顧歷史事實,隨意附會。尤其令人唏噓的是,《海國圖志》一書在清日兩國的浮沉流傳,也側面昭示著兩國不久後迥異的走向與民族命運。

文/王旭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澎湃新聞《私家歷史》(原標題:牆內開花牆外香:《海國圖志》在日本的流傳與命運)
責任編輯/潘渝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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