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們的基金會只有一筆小錢和一個想法。我們相信所有生命是等值的，但我們發現現實世界並非如此，貧窮和疾病在某些地方特別嚴重。我們想要建立一個基金會克服那些不平等，但是沒人可以帶領。我無法主持，因為家中有幼兒，沒辦法回到全職工作的生活型態。不過那時候，比爾和我都很尊重與欣賞的微軟高階女主管派蒂．史東席佛（Patty Stonesifer）正好要離職，我們大膽的在她的告別派對上找上她，問她要不要主持這個計畫。她說好，成為基金會的第一個員工，在一家披薩店樓上的小辦公室裡無償工作。
我們的慈善工作就是這麼起步的。我在家帶珍的時候還能有時間參與，因為直到珍三歲時我們才又生了兒子羅瑞。
當我回顧時，我發現我在早年面對一個形塑人生的問題：「妳想要有事業還是當個全職在家的媽媽？」我的答案是「好！」先拚事業，然後當個居家媽媽，然後混合兩者， 最後回到事業。我有機會擁有兩種事業和夢幻家庭——因為我們的處境很幸運，不需要我也去賺錢，分攤家用。另外還有一個理由，它的實際重要性多年以後我才領悟，幸虧我有小藥丸的幫助，讓我能安排與隔開懷孕的時間。
我想，這有點諷刺，比爾和我後來開始尋找讓世界變得不一樣的方法時，我從未感受到我們支援全世界貧民的努力，和我用來安排家庭生活的避孕用品之間居然有明顯關聯。家庭計畫是我們早年捐贈主題之一，但我們對其價值的理解很狹隘，我也不曉得那將是帶我進入公眾生活的志業。
不過，當然，我了解避孕藥對我自己家庭的價值。我直到在微軟工作了將近十年， 比爾和我準備好了才懷孕，這一點並非意外。羅瑞比珍晚三年出生，小女兒菲比又比羅瑞晚三年出生，這都是我們的計畫，那是我和比爾決定這麼做的。當然，也有運氣的成分。我很幸運能在我想要的時候懷孕，但我不想要的時候也有能力不懷孕，讓我們能擁有我們想要的生活方式與家庭。
比爾蓋茲接送小孩、分攤家事，只為減輕妻子負擔
長久以來，經濟學家不承認無薪工作是工作，也不承認某些工作是「女人家的事」 是種偏見，或低估這類工作價值的偏見，或男女分擔不平等的偏見。多年來，經濟學家評估家庭農場的生產力時，他們測量在農地上工作者的時數，但他們不計入女性用在做飯、打掃、照顧，讓農場工人能有生產力的時數，就連很老練的分析者很多年來都忽略這些工作。他們不是根本沒看到，就是覺得不重要，心想世界就是這樣運作的嘛——女性總有這些額外負擔，像是生小孩。
經濟學家未能認清無薪工作的程度，隨著更多女性進入正式勞動力而更加荒謬。女性得付出一整天工作，等她完成有薪工作之後，還要幫小孩寫作業，在客廳吸地板，洗衣服，做晚餐，哄小孩睡覺——大量的工作完全不受注意也不算數。有位叫瑪麗蓮．沃林（Marilyn Waring）的經濟學家了解這種深度偏見，開始尋找改變的辦法。一九七五年， 她年僅二十三歲就當選紐西蘭國會議員，也懂得身為職業婦女被制定規則的男人忽視的感受。她去找關於女性無薪工作的研究報告時，她找不到。她請一位男性經濟學家幫忙， 他說：「喔，瑪麗蓮，這個題目沒有明確的研究。妳知道得夠多了，不然妳來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