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肯和葉賽寧度過了一段幸福時光。1927年，一場演出結束後，她搭著飄逸的紅圍巾，上了一位朋友的跑車。她揮舞著手臂，呼喊著：「再見了，我的朋友們，我要為我的榮耀而去！」然而，飄在車窗外的長圍巾，捲進了啟動的車輪裡，她的身子整個甩出車外，脖子被這條耀眼的圍巾勒斷。
這條火一樣紅的圍巾，與她初見葉賽寧時戴的那條，一模一樣。就這樣，50歲的鄧肯走完了傳奇的一生，她終於可以和自己的小兒女團聚了。她帶走了自己的憂傷，只把曼妙的風采留在人間。
不管是一生罵名或一世美名 都改變不了一件事
許多人對於這位光著腳跳舞的人，一開始充滿了驚訝和懷疑，因為鄧肯不僅打破了傳統的芭蕾美學，她的衣著、裝飾及打扮，也因為強調自然，而脫下了芭蕾的舞裙，換上了類似古希臘的寬袍，偶爾，她還會穿著透明的舞衣、裸露自己的身體表演。
然而這麼多的懷疑，最後都會被鄧肯發自內心的舞蹈而轉為感動，因為與發跡於王室宮廷的芭蕾舞比較起來，鄧肯的舞蹈往往顯得更貼近、更動人。
在一九○五年，也就是鄧肯二十七歲以前，她的舞蹈一直是一種唯美而浪漫的藝術，然而在一九○五年，鄧肯在一次前往俄國的旅途當中，看到了一排送葬的隊伍，她一問之下，原來這群死者都是一群因貧困而向政府求援，卻被槍弊的一群人民。這改變了同樣出身貧苦的鄧肯，之後的理念和作為，她說，從那天起，她發誓要把自己所有的能力，貢獻給這些平民，她還反問自己，如果藝術對這種事一點幫助也沒有，那麼藝術究竟有什麼用處呢？
從此以後，人們時常可在鄧肯的舞作裡頭，看見戰爭的創傷、以及農民的生命價值觀。不僅如此，鄧肯還大膽地向許多商務代表表示，希望為群眾、為工人開放免費的演出，因為，她說她痛恨商業藝術，她的舞蹈是為大眾而創造的，而群眾既然需要她的藝術，卻沒錢來看她的舞，不是很荒謬嗎？
即使鄧肯一生的經濟環境總是大起大落，她仍然像她在童年時一樣，從不因貧困而感到沮喪，或停止了她的創作力。相反地，日子愈是清苦，她愈覺得創作能使她安靜下來，在她的生命裡，只有創作才是一切的動力，其他，都不重要。
她曾經斷然拒絕德國歌劇院每場表演一千馬克的價碼，她說她來歐洲是要舞蹈的，是為了一種偉大藝術的再生，不是給那些吃飽了的上層階級，作為飯後的娛樂；她也曾經和俄國的商務代表說，她不要聽到任何與錢有關的事，只要她有舞蹈工作室，有房子住，和簡單的食物，她就可以全力工作。
然而，即使鄧肯如此地期待將舞蹈藝術推展到所有人面前，不分階級和身份，鄧肯自己本身，還是不免要為經濟的問題，與現實妥協。她希望自己為大眾工人而舞，但還是得為了生活，而和王公貴族往來、為他們進行表演，到了晚期，她為了籌措舞蹈學校的經費，也必須進行一些她所痛恨的商業演出。即使如此，鄧肯在她生命最後的日子裡，窮困潦倒，舞蹈學校也面臨危機，她仍相信自己的舞蹈和理念有機會實現。
這位舞蹈家，出身貧困，而即使在她最富有的時候，她追求的藝術，不是高掛在皇室宮庭的裝飾品，而是貼近大眾、撫慰人心的情感表現。這個在一百年前，高喊著脫下芭蕾舞鞋、光腳跳舞的舞蹈家，影響的不只是下個世紀的舞蹈風格，還是藝術與群眾的距離和定位。她的存在，不需要別人定義。
文／ 言人編輯部・說故事的人
本文、圖經授權轉載自言人文化（原標題：人物文化／無論是一生罵名或一世美名，她的存在，不需人證明〔現代舞之母—鄧肯〕）
責任編輯／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