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有一些地方官員或士大夫認為旅遊會造成奢侈浪費，甚至因為傳統觀念重農輕商，認為旅遊會影響民生、甚至是國家稅收，因此他們主張要禁止旅遊活動。
其實這些禁止旅遊的理由，是許多傳統先入為主的觀念所導致，例如奢侈浪費的批評本來就是因人而異的消費習慣。當時的文獻資料裡沒看到有人因「旅遊」而破產，反而是賭博與打官司容易傾家蕩產。
晚明士紳的旅遊論述，類似現在 FB、IG 炫耀文？
書寫遊記就是文人展現文化資本，並展示自己的身份品味。
晚明文人書寫遊記時，除了炫耀之外，還有社會、經濟上的考量。但當時有些筆記小說提到，有些文人不會親自去旅遊，而是派「僮僕」去該景點看，回來以後告訴他景點長什麼樣子，文人再去杜撰這些遊記，並以寫了多少遊記來彰顯自己的身份地位，由此可見當時寫遊記的風潮所衍生的奇異之事。
「膨風」的晚明文人，多只在江南遊歷。
某些山水景點是大家所一致推崇的，例如五嶽。明代的江南文人黃省曾喜好遊歷，甚至在應京赴考途中聽聞西湖之美，便激動著裝前往、遊玩數日而不應考。黃省曾雖自號為「五嶽山人」，但卻未曾到過五嶽，他的遊歷大多侷限於江南地區的景點。但這不代表明代沒有真正去各地遊歷的文人，像徐霞客就頗具冒險犯難精神。
晚明旅遊的舒適性與娛樂性，成為有別於當時他國旅遊的最大特點。各種精緻化的工具因應而生，例如美觀、具不同功能性的畫舫；放置食物的提盒、烹茶煮酒的提爐等遊具；跟隨文人出遊的僮僕與歌妓；甚至因旅遊而生的游道論述、雅俗之辨。這些都反映了士大夫想塑造的身份與品味。
為何想研究晚明的旅遊文化？
過去我的研究領域是明清的「社會經濟史」，主要是明清時代的社會結構及經濟發展，這些是非常重要的歷史研究基礎。之所以會轉到「文化史」研究，是受到歐美歷史學研究趨勢的影響。
近二十年來，歷史研究出現新轉向，透過文化史研究開拓了歷史學許多新的面向，尤其是 16-18 世紀是研究的主要範疇，文化史研究的新面向也包含了「旅遊消費」。
然而，如果缺少了社會經濟作為基石，那文化史的研究只看到表面，無法深入理解。
以三個例子來說明：轎子、路程書、社會結構。
第一，交通工具轎子。南宋已出現轎子，當時純粹作為日常交通工具，但了晚明卻開始作為「旅遊」使用，這背後的原因與人口有關。晚明當時處於人口爆炸成長期，有一億多人口，勞動力十分充足，所以有許多人可以從事「轎夫」這個工作。
第二，是「路程書」的使用。路程書是古代商人交通時參考的書籍，可以指引商人到外地貿易時，該選擇陸路或水路。例如文林閣唐錦池刻印刊行的《士商類要》就紀錄了各路程中的各種旅遊景點介紹，晚明的黃汴所編撰的《天下水陸路程》也同樣在路程後附有旅遊介紹。原本路程書只作為交通參考用途，但商人在旅途中會順便觀光，因此，路程書也兼具旅遊指南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