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很容易以為，這些學生的態度會隨著時間而改變，若非因為中國經濟成長放緩重挫其物質欲望，就是因為經濟上安全無虞後會開始想要GDP無法衡量的事物。但這點難以保證。實際上，中國經濟崛起讓其招牌的專制資本主義在年輕人眼中，可以合理取代歐美自由主義，不僅上海的年輕人如此認為，許多開發中國家的年輕人也抱持此種看法。他們最終願意擁抱的願景，有助於決定下世紀的地緣政治；我離開市民大會時，意識到想贏得新世代年輕人的支持，取決於我是否有能力證明，美國以人權為基礎的多元民主制度，仍能實踐更加美好的生活。
北京並不像上海那樣浮華，不過從機場出發後，我們開車經過了似乎連綿二十英里的新建高樓大廈，彷彿一夜之間蓋好了十座曼哈頓。我們一抵達市中心，商業區與住宅區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大樓與宏偉紀念碑。一如往常，我與胡錦濤主席的會晤是令人昏昏欲睡。無論主題為何，他老愛從厚厚一疊講稿中朗讀出來，不時停下來等口譯員翻譯成英語，而且似乎都是事先譯好，不知為何往往比原話說得更久。輪到我發言時，他就會翻閱手邊文件，查找幕僚準備好的回答。我設法利用個人小故事或偶爾的說笑打破單調乏味的氣氛（我一得知廊柱環列的雄偉人民大會堂僅花不到一年建成，便故意打趣地對他說：「快把承包商的名字給我」），卻往往只見他一臉茫然。我不止一次想提議，我們不妨交換文件有空再讀就好，以免浪費雙方的時間。
儘管如此，我與胡錦濤的會晤仍讓我有機會就美國優先事務，列出明確的目標：管控經濟危機與北韓核子計畫、務必和平解決南海爭端、中國異議人士的處境以及推動對伊朗的新一輪制裁。有關最後一項，我以中國自身利益來說理，提醒若不採取實質外交行動，我們或以色列便可能不得不打擊伊朗的核子設施，這會對中國的石油供給造成更嚴重的後果。一如所料，胡主席在制裁問題上不置可否，但從他肢體語言的改變與其部長們振筆疾書研判，我們針對伊朗問題的嚴肅態度引起他的關注。
隔天，我與溫家寶總理會面時，也針對貿易問題採取直截了當的態度。儘管溫家寶的頭銜較低，仍是中國主要經濟決策者。與胡主席不同的是，溫家寶似乎很樂意即席交換意見，還直接為中國貿易政策辯護，他說：「總統先生，您得明白，無論上海與北京有多繁華，我們仍然是開發中國家，全國有三分之一的赤貧人口……這比美國的人口還要多。您不能指望我們採取相同的政策，因為那只適用於貴國等高度發達的經濟體。」
他所言不無道理。儘管中國經濟出現顯著成長，一般家庭——尤其是大城市以外的家庭——收入僅高於美國最貧窮家庭。我努力站在溫家寶的立場思考：不僅要整合橫跨資訊時代與封建主義的經濟體，還得創造足夠工作機會，滿足南北美洲人口總和的需求。若非我知道溫家寶等中共高官習於把國家合約與特許執照轉讓給家族成員，還把數十億美元資金存入海外帳戶，我可能會更同情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