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星期後，空軍一號在北京降落，這是我首次正式訪問中國。我們按照指示把所有非政府電子設備留在機上，同時抱持一切通訊都被監控的心態來應對。
即使橫跨了數座海洋，中國的監控能力同樣令人驚嘆。在總統大選期間，中方駭進我們競選總部的電腦系統（我把這件事視為自己可望勝選的好兆頭）。他們遠端操作就足以將所有手機轉換為錄音設備的能力廣為人知。若要從飯店打電話討論國安相關事宜，我必須到走廊另一頭架有SCIF（敏感資訊隔離設施）的套房；SCIF是座藍色大帳篷，設置在房間中央，發出詭異又迷幻的嗡嗡聲，用來阻絕周遭任何監聽設備。我們代表團部分成員得在黑暗中穿衣甚至洗澡，以避開可能巧妙藏在每個房間的針孔攝影機（不過馬文卻說，他故意在客房裡開著燈裸體走來走去，究竟是代表他自信爆棚，還是無聲抗議就不得而知了）。
有時，中國情報部門厚顏無恥到簡直像拍喜劇。有次，我的商務部長駱家輝（Gary Locke）前往參加籌備會議的途中，發現有東西忘在飯店房間內。一打開房門，他發現除了兩名房務人員在整理床鋪，居然還有兩位西裝筆挺的男子仔細翻閱著他桌上的文件。駱家輝詢問他們來意時，兩人卻一語不發經過他身邊，隨即離開房間。房務人員始終沒抬頭，而是忙著更換浴室大小毛巾，完全把駱家輝當成隱形人。我們團隊成員得知此事後，有人聽完直搖頭，有人啞然失笑，我相信外交人員最終對此正式表達不滿。但我們後來與胡錦濤主席及其餘中方代表成員正式會面時，沒人提起這件事。我們與中國有太多生意要做，針對中國的間諜活動也沒少過，因此不想把事情鬧大。
以上大約概括了當時美中事務的狀況。表面上，我們從上屆政府延續下來的關係看似相對穩定，不像與俄羅斯政府有明顯的外交裂痕。打從一開始，蓋特納和希拉蕊就多次與中國高層官員會面，並正式成立工作小組來因應各種雙邊問題。在倫敦二十國集團峰會期間，我與胡主席會晤時，談到了追求「雙贏」政策，同時裨益美中兩國。但在外交禮儀之下，潛藏著長期醞釀的緊張關係與不信任——不僅攸關貿易或間諜等細部問題，也攸關更為基本的問題：中國再度崛起對國際秩序和美國全球地位有何影響？
美中兩國三十多年來得以避免公開衝突，這不僅僅是憑運氣而已。一九七○年代中國實施經濟改革、果斷對西方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就恪遵鄧小平的八字箴言：「韜光養晦，等待時機」 ，以工業化為首要之務，大規模軍事建設退居次位，廣邀尋找低廉勞力的美國企業把營運部門搬到中國，歷屆美國政府幫助中國在二○○一年取得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資格，到頭來讓中國更能大幅進軍美國市場。儘管中國共產黨嚴格控管國內政治，但並未輸出其意識形態；中國在做生意上來者不拒，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皆然，宣稱不加論斷他國國內事務是項美德。中國覺得領土受到威脅時，立場有可能變得強勢，亦不滿西方批評其人權紀錄。但即使是在美國對台軍售這類易引爆衝突的問題上，中國官員也盡其可能把爭端當成例行公事：透過措辭強烈的信件或取消雙邊會議來表達不滿，但絕不會讓事態升級到太嚴重的田地，以免阻礙滿載中國製造的運動鞋、電子產品和汽車零件的貨櫃進入美國港口和你家附近的沃爾瑪超市。
這種戰略上的耐性幫助中國節省資源，避免在海外投資時付出高昂代價。此舉也幫助掩蓋了中國「和平崛起」過程中一貫地迴避、放寬或違反所有談妥的國際商務規定。多年來，中國利用國家補貼、貨幣操縱與貿易傾銷，以人為方式壓低出口貨物價格，削弱美國本土製造業。中國對勞工與環境規章的漠視也達成相同目的。同時，中國採取配額和禁運等非關稅壁壘，盜取美國智慧財產權，並不斷向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企業施壓，要求交出關鍵技術，以加速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的崛起。
我們到中國的第一站是上海，似乎是吃了禁藥版本的新加坡。上海看起來正如傳聞中的形象，是擁有兩千萬居民的現代大都會，高樓林立，每寸土地都充滿了商業、車流與建築起重機的喧囂。黃浦江上，巨大的輪船和駁船裝載著運往全球市場的貨物，在江面來來去去。熙熙攘攘的人群沿著寬闊的濱江大道漫步，不時停下腳步欣賞向四面八方延伸的未來風摩天大樓，夜晚華燈如同拉斯維加斯大道般明亮。在一座華麗的宴會廳內，上海市市長韓正（共產黨後起之秀，身著剪裁得宜的西裝，談吐風趣老練，不知為何讓我想起了狄恩．馬汀〔Dean Martin〕）替我們代表團與美中企業界大老準備了豐盛午宴，淨是珍饈佳餚與搭配的酒款，簡直媲美在麗思飯店舉行的高級婚禮。一直擔任我貼身隨扈的雷吉印象最深的是，在場服務生全部是身著飄逸白色禮服的年輕女性，個個都像伸展台模特兒般纖細高䠷。
他邊搖頭邊說：「誰料得到共產黨員長這個樣子。」
中國官方意識形態與炫富之間的矛盾，並未出現於我當天與數百名大學生面對面的市民大會上。中國當局對我慣性脫稿的風格十分警惕，精心挑選了上海頂尖大學學生參與——儘管他們彬彬有禮、熱情洋溢，提問卻缺乏其他國家學子打破沙鍋與桀驁不恭的精神（「那您會採取什麼措施加深中美城市之間的密切關係？」最尖銳的問題不過爾爾）。我不曉得是共產黨官員事先過濾所有問題，還是大學生深知不能說錯話以免惹上麻煩。
市民大會結束前我與部分學生握手聊天，從中得到一項結論：他們熱忱的愛國心至少不全都是裝模作樣。這些孩子年紀還太小，沒有經歷過文革的恐怖，也沒有目睹過天安門廣場的鎮壓；學校內沒有教過這段歷史，我猜他們的父母也避而不談。若部分學生不滿中國政府封鎖網站，很可能無法具體感受到國家機器的打壓，這對他們人生經驗之遙遠，好比美國刑事司法系統之於中產階級郊區的白人孩子。他們活到現在，中國體制讓自己與家人的生活不斷改善，而歐美民主國家似乎原地踏步，充斥公民社會的雜音與低落的經濟效率，至少遠看確實如此。
我們很容易以為，這些學生的態度會隨著時間而改變，若非因為中國經濟成長放緩重挫其物質欲望，就是因為經濟上安全無虞後會開始想要GDP無法衡量的事物。但這點難以保證。實際上，中國經濟崛起讓其招牌的專制資本主義在年輕人眼中，可以合理取代歐美自由主義，不僅上海的年輕人如此認為，許多開發中國家的年輕人也抱持此種看法。他們最終願意擁抱的願景，有助於決定下世紀的地緣政治；我離開市民大會時，意識到想贏得新世代年輕人的支持，取決於我是否有能力證明，美國以人權為基礎的多元民主制度，仍能實踐更加美好的生活。
北京並不像上海那樣浮華，不過從機場出發後，我們開車經過了似乎連綿二十英里的新建高樓大廈，彷彿一夜之間蓋好了十座曼哈頓。我們一抵達市中心，商業區與住宅區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大樓與宏偉紀念碑。一如往常，我與胡錦濤主席的會晤是令人昏昏欲睡。無論主題為何，他老愛從厚厚一疊講稿中朗讀出來，不時停下來等口譯員翻譯成英語，而且似乎都是事先譯好，不知為何往往比原話說得更久。輪到我發言時，他就會翻閱手邊文件，查找幕僚準備好的回答。我設法利用個人小故事或偶爾的說笑打破單調乏味的氣氛（我一得知廊柱環列的雄偉人民大會堂僅花不到一年建成，便故意打趣地對他說：「快把承包商的名字給我」），卻往往只見他一臉茫然。我不止一次想提議，我們不妨交換文件有空再讀就好，以免浪費雙方的時間。
儘管如此，我與胡錦濤的會晤仍讓我有機會就美國優先事務，列出明確的目標：管控經濟危機與北韓核子計畫、務必和平解決南海爭端、中國異議人士的處境以及推動對伊朗的新一輪制裁。有關最後一項，我以中國自身利益來說理，提醒若不採取實質外交行動，我們或以色列便可能不得不打擊伊朗的核子設施，這會對中國的石油供給造成更嚴重的後果。一如所料，胡主席在制裁問題上不置可否，但從他肢體語言的改變與其部長們振筆疾書研判，我們針對伊朗問題的嚴肅態度引起他的關注。
隔天，我與溫家寶總理會面時，也針對貿易問題採取直截了當的態度。儘管溫家寶的頭銜較低，仍是中國主要經濟決策者。與胡主席不同的是，溫家寶似乎很樂意即席交換意見，還直接為中國貿易政策辯護，他說：「總統先生，您得明白，無論上海與北京有多繁華，我們仍然是開發中國家，全國有三分之一的赤貧人口……這比美國的人口還要多。您不能指望我們採取相同的政策，因為那只適用於貴國等高度發達的經濟體。」
他所言不無道理。儘管中國經濟出現顯著成長，一般家庭——尤其是大城市以外的家庭——收入僅高於美國最貧窮家庭。我努力站在溫家寶的立場思考：不僅要整合橫跨資訊時代與封建主義的經濟體，還得創造足夠工作機會，滿足南北美洲人口總和的需求。若非我知道溫家寶等中共高官習於把國家合約與特許執照轉讓給家族成員，還把數十億美元資金存入海外帳戶，我可能會更同情他。
當時，我告訴溫家寶，有鑑於我們兩國之間龐大的貿易不平衡，美國無法再忽視中國操縱貨幣等不公平的貿易行為。中國若不開始改弦易轍，我們就必須採取報復手段。聽了這番話，溫家寶便換了個方法，建議我只要給他一份清單，列出我們希望中國多加採購的美國產品，他會再想想辦法（他特別有興趣納入軍事與高科技產品，但美國基於國安理由，自然禁止向中國出口）。我表示，我們需要整體結構上的解決方案，而不是東一點西一點的讓步，而在我們一來一往的交鋒中，我覺得自己好像在市場攤位針對雞隻價格討價還價，而不是在全球兩大經濟體之間談判貿易政策。我再度體認到，對於溫家寶等中國高層而言，外交政策依然純屬一場交易。他們的讓利與獲利多寡，並不取決於抽象的國際法原則，而是取決於對談判方實力與籌碼的評估。只要沒有遇到阻力，他們就會予取予求。
作者介紹｜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
美國第四十四任總統，於二○○八年十一月當選並連任。他著有兩本《紐約時報》暢銷書《歐巴馬的夢想之路——以父之名》及《歐巴馬勇往直前》，於二○○九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他與妻子蜜雪兒（Michelle）住在華盛頓特區。他們有兩個女兒，瑪莉亞（Malia）和莎夏（Sasha）。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商業周刊《應許之地：歐巴馬回憶錄》 （原標題：中國崛起─歐巴馬訪中遊歷及政治角力）
責任編輯/陳怡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