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高中國文課綱文言文與白話文的比例，近日在平面媒體上引起了不少的討論，但不少人對什麼是文言文、什麼是白話文，有不少概念上的誤解。贊成與反對調降文言文比例的雙方，各有立場與考量，可以想見在短時間內不會有什麼共識，但趁著全民關注國語文教育之際，不妨先聊聊關於文言、國語、Mandrian與普通話的一些冷知識。
先談文言文。文言文是一種文字書寫系統，如同英文、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希臘文，但其中的「文言」二字，暗示的不只是文言文比較有「文采」（文言文比較華麗、精緻）與「文化」（用文言文比較有學問？），也指出文言文是一種「書面語」。所謂書面語就是說，文言文是一種「只用來書寫的語言」，並沒有相對應的口語。
舉例來說，韓愈的〈師說〉以文言文寫成，但韓愈對學生講課（如果有的話）、跟太太溝通、和朋友聊天，用的不是「文言話」，而是他在當時所使用的一般口語（但因為當時沒有錄音機，我們也不知道韓愈究竟怎麼跟朋友聊天的）。文言文是否曾經有過「語言與文字相應」的時候，學者有不同看法，但都同意文言文獨立於一般口語的現象，在中國古代很早期就是如此，並一直延續了幾千年。
由於文言文距離口語有相當大的距離，所以對一般人而言極為困難。傳統帝制中的中國老百姓大多數是文盲，而統治階層並不在意老百姓是不是文盲，只要他們乖乖徵稅、服勞役就好。老百姓不識字、不會讀書反而是好事，免得讀了孟子「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而起來搞革命。
1912年民國成立，為了團結中國人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第一件事就是要掃除文盲、提升教育水平，因此胡適、陳獨秀等人才會在1920年代發起白話文運動。「白話文」顧名思義，是一種記錄日常口語的書寫系統，正所謂「我手寫我口」。換言之，只有文言文，沒有「文言話」的存在，但白話文要存在，必定要先有白話，亦即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口語。
不過問題來了，中國幅員廣闊，不同的族群使用不同的白話，彼此之間更無法溝通。根據一般的分類，「普通話」或「國語」主要通行於中國北方，更是在清帝國時期，北京的滿清官吏彼此溝通的口語，因此北京方言也叫「官話」。官話英文為大寫的「Mandrian」，小寫「mandarin」原意就是「滿大人」（滿清官吏）。
官話之外，中國尚有吳語、廣東話、湖南話、客家話、贛語、閩南語與閩北語；除了八種華語外，中國尚有少數民族的語言如藏語、蒙古語、維吾爾語等等。這些不同語言的使用者，彼此之間無法用口話溝通：蒙古語的使用者自然無法跟講官話的漢人溝通，而即使都是漢人，閩南語的使用者也無法與客家人溝通。
為了解決各族群之間無法溝通的問題，國民政府學習西方民族國家統一語言的政策，在1913年將北京的官話定為「國語」，並設計了一套「注音字母」標誌國語發音。因為「字母」兩個字聽起來像是洋人的玩意兒，「注音字母」在1930更名為「注音符號」。稱北京方言為「國語」的用法，隨著國民黨來台，便在台灣一直沿用下去，如國中小教科書的語文課本便叫做「國語」或「國文」課本，注音符號也成了小學生學習「國字」的工具。
不過1920年代以降，正當白話文運動風起雲湧之際，當時偏左翼、親共產主義的知識份子卻批評以北京話為國語的政策，認為北京話乃是舊時期官僚的口語，是屬於菁英的、統治階層的語言。他們因此提出「大眾語」或「普通話」的概念，認為統一的語言不該以北京話或北京方言為準，而應該融合中國一般民眾的口語，尤其城市裡頭的無產階級的大眾語言，並尊重、保留其他漢族群的口語和少數民族的語言。
但共產黨在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換了位子也難免換了腦袋，不久便在1955年訂出了單一國家語言的政策，依舊以北京的官話作為統一的官方語言，只是不叫「國語」，而是沿用「普通話」一詞。其實，普通話並不普通或普遍，它的來源仍是舊帝制時期清朝官吏所用的北京方言，儘管它的使用人口在眾多語言裡佔最多數。
最後，兩岸分別使用「國語」與「普通話」，指涉同一種語言：以北京話／官話為標準的中國北方語。對於國家之內多語言的狀態，國民黨與共產黨最終殊途同歸，均是獨尊一種語言而壓抑其他的語言。最近有一則共產黨禁絕在新疆使用維吾爾語的新聞，規定從學齡前幼兒園到高中，全面禁絕使用維吾爾語言與文字。這種強制讓維吾爾人「漢化」的語言政策，不禁令人遙想筆者在小學時，不只老師上課只能用國語，而且學生講閩南語要罰五塊錢的時代。據說，敵對的雙方會彼此相像，因為互相學習，而彼此相像的雙方，最終化敵為友，成一丘之貉似乎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作者介紹｜謝世宗
謝世宗，清華大學台文所副教授，教授小說創作、台灣電影等課程，著有《電影與視覺文化：閱讀台灣經典電影》（2015）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想想論壇（原標題：文白比例爭辯之外，那些關於文言、國語、Mandrian與普通話的冷知識）
責任編輯／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