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回顧一下白話文（宋朝以後就有大量的話本出現，都是以方言來創作，算是白話的一種，但我這邊說的白話文，是取代文言文，藉由白話體例作為學術、新聞或正式文書的文體。）與文言文的愛恨情仇。
中國在20世紀初發生了巨大的思維革命，而革命必須要有便利而具體的書寫文體，白話文就這樣登場了。
文言文在古代，則是一種書面體，也就是古人講話雖然和我們日常生活一樣嘰嘰喳喳的，但寫出來的文字就是有一定的規矩，例如「之乎者也」，以方便不同口語的人交流。
中華帝國疆域遼闊，透過一種既成的書面體來溝通，就可以建立起統一的官僚體系與穩定的文化思想。這套書面語，傳播到鄰居的越南、日本、朝鮮等國家，型構成了主流的東亞文化圈。
但是到了20世紀初期，在西方列強的壓迫下，中國人被迫開始學習西方的知識，他們一方面設法翻譯西方的概念，比方說德膜克拉西（直譯漢語）或「共和主義」（和製漢語）之類的新詞彙。這些詞彙也強迫中國人要打開腦洞，去接受一個自己從沒想過的新世界，例如「外國的總統竟然是人民選出來的？」
創造新詞之外，當時的知識份子也開始試圖改造書面文體，為什麼要改造文體呢？因為過去古文有固定的套路，加上受到科舉考試的影響，大家寫起論文都很八股，一定要破題、承題，引經據典，所以在翻譯西方概念的時候，無論是辯論或者教學，使用文言文這種書面語就會很累、很累。
後來梁啟超等人在報紙上寫社論的時候，刻意突破這些傳統規則，放棄古文的抽象語法，加入大量西方語彙，讓文言文體例更具體、更流暢、更好閱讀，於是20世紀初期，梁辦了《新民報》，以流暢的新式文言文寫作，引發知識份子的模仿、學習的潮流，「新民體」就誕生了。
而新民體風行之後，中國的知識份子開始愛上這種跳脫古文限制的文體，加上革命思潮趨近，在1910年代，陳獨秀與胡適等人提倡「白話文」，強調「我手寫我口」。在革命的風潮之下，白話文代表啟蒙思想，逐漸取代文言文，成為新的書面文體。
所以白話文的誕生，並不是因為胡適厭倦了唐宋八大家，也不是不明白文學教育的重要。相反的，是為了「學習」的具體需求，就是為了傳播新的知識系統。當時甚至有很多知識份子，如錢玄同等人，覺得改革文體還不能夠救國，必須「廢除漢字」才能真正的普及教育。當然這又是另外一題了。
台灣在日本統治初期，漢人知識份子也都是寫文言文的，甚至仕紳一開始不懂日語，都是寫文言文跟日本官員溝通，因為日本士族也都會寫漢語的文言文。但到了1918年後，有些接觸到中國五四思潮的年輕知識份子，例如賴和、張我軍等人，覺得「舊文人」思想保守、觀念反動，就開始嘗試用新的文體來寫文章。
但對於1920年代的台灣人來說，白話文也是另一種很陌生的書面語，所以寫起來都很古怪，還夾雜許多台語跟日語的語法在裡面，可以說是另一種生澀的書面語。有黃石輝、郭秋生等人提倡「台灣話文」，蔡培火提倡「台灣羅馬字」，但都沒有成為主流。
1930年代之後，對當時台灣年輕人來說，若要學習、交流新的知識，還不如用日語最快，所以日本時代中後期的知識份子，用日語來書寫思辯，是比用中國白話文更簡單的。
到了戰後，台灣知識份子又被迫重新學習「白話文」，於是很多人像是小學生一樣重新用很簡單的「國語」語法來寫作，鍾肇政就是其中之一。
綜上所述，書面語演變的過程，是人們不斷想要找出比更方便的溝通方式。語言結構會自然調整以適應當代社會，而不是社會要去適應語言結構。語言第一要務就是實用價值，沒有符合當代實用價值的「語法」，本來就會逐漸被大眾捨棄。
目前文言文教育的需求，並不是為了學習新知與交流的實用性，而是來自於民族情感及美學傳統這兩方面。
要把文言文視為美學傳統來討論也可以。那麼以這樣的美學論來說，同樣我們也要平等接受各種嚴肅的美學傳統，例如原住民族理應可以擁有自身的語文教材（課綱），大量納入自身的神話與族群文學等等。
我們要能接受原住民讀自己的「國文課本」？能接受各種美學傳統平行並立在學生面前嗎？屆時問題不再只是文言跟白話的比例，而是不同美學系統如何平等地傳遞給每位學生了。
文／江昺崙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想想論壇（原文標題：白話文與文言文的愛恨情仇）
責任編輯／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