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現年104歲的西班牙籍賴甘霖神父，深耕台灣52年，甚至取得台灣人民身分證，在2020年投下總統選舉的一票。這位慈祥的人瑞神父，在他加入天主教耶穌會滿80年後寫下這本《愛如甘霖》自傳，一字一句道出在台灣駐足生根、奉獻服務的美好回憶。
在我高齡時期，會長指派陳有海神父輔佐我從事健康守護員的工作，他時常開車載我到醫院探訪病人或參加教會內的各項活動，也因這個職務，他努力涉略了許多醫療健康資訊。
記得那是個忙碌的一天！早上我們許多來自不同修會的神父、教友一同參加台北總教區慶祝司鐸日的彌撒，回到耕莘不久，便是我領受臺灣身分證的記者會。雖然時間有些緊湊，但我不想失掉任何參與教會盛大活動的機會。記者會中台北市政府的籌備人員很用心的安排了我喜歡吃的西班牙甜食：吉拿棒和布丁，我心情大好。
會後，陳神父因計劃復活節到高雄四維文教院協助逾越節三日慶典禮儀，便徵詢我去一趟醫院探訪病人，以盡責的完成探訪病人的工作。一直到下午四點多，瘋狂的一天，我終於可以躺在床上準備休息。因為記者會後，台北市政府的人員打電話給意玲，希望找尋遺失的西班牙甜點盤，那是餐廳老闆特別從西班牙購置的。有人說看到陳神父把沒吃完的甜點拿進會院，意玲和總務先生四處尋找。總務蘇先生在花園走廊看到陳神父房間燈是亮的，意外地還沒出發去高雄。沒想到一進到陳神父房間，卻發現他倒臥在地上，一動也不動。總務緊急的找了理家和我一同到他房間，當時他人已失去意識，失去心跳。等待救護車的到來，我和一行人將陳神父送去台大急診室。
死亡並非終點
約莫傍晚，醫院宣判陳神父倏然心肌梗塞而離開人世。
當時的台大志工玉蟬趕緊打電話給我。電話中，我的口氣非常平靜，但是玉蟬聽得出來和平常的我不太一樣。
那時，我其實已經在處理陳神父的大體和申請死亡證明等文件。
事後，玉蟬與我再見面時，我就笑著說，「我要感謝我的大老闆—天主，還好陳神父沒有在當天開車載我時心臟病發作。如果是這樣，那麼今天離開的會是兩位神父—包括我！」
玉蟬和我去到放置陳神父的遺體處，她說當時的我很平靜，而且還帶點幽默的口吻說：「陳神父，我欠你一根吉拿棒和一杯咖啡喔！到時候再拿給你，我們天堂見。」我後來寫了一封公開信給陳神父，我很感謝他和我一起照顧耶穌會的弟兄，以及探訪許多病人。陳神父也在我第一次準備回中國時，把我的行程手續都安排得很妥當，我非常感謝他。
面對死亡，我認為是一個必經的過程，而非一個終點。順著天主的安排，每個人早晚都會再相遇的。但要談論死亡，甚至教導死亡，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儘管我是醫生背景出生，在台大的醫學院、教堂的慕道班、還是其他學校的人生哲學課都與幾百位學生討論死亡，也在醫院看過無數次的病人離世，我還是不知道什麼是最好的面對死亡的方式。我也不知道，當死亡將降臨到我身上時，我會如何反應。
有一次，胡淑琴修女邀我去給慕道班上一堂課，主題是「談死亡」。
淑琴認為我上醫學倫理這麼多年，講個二十分鐘應該是易如反掌。我當然是點頭答應了。但我開始非常認真的備課，也把我的講義給她看，請她協助我把一字一句翻成中文，並一一核對。
等到要講的那一天，我和胡修女說：「先讓我去祈禱一下。」
我到聖堂裡，先和天主講話。
我跟天主說：「哎呀！天主，我不知道要怎麼講啊？等一下我上課，祢要保佑我，讓別人可以聽得懂我說的話。」
淑琴在一旁，看著這一位老神父為了這件事祈禱這麼久，覺得很奇怪。但對我來說，即使是可能已經很熟悉的內容，我也會不信任自己，祈求天主跟我一起工作，並請天主寬恕我有意無意犯的錯和對別人的傷害。那次課程，我最後上了快五十分鐘！
關於死亡，我其實不斷在強調的第一件事情是，我們要正視死亡的各種問題，不能因為忌諱談論，就不面對它。
有一次一位古亭耶穌聖心堂主日學的老師，他二十來歲的兒子，因為騎車車禍，撞到頭部，左右腦都有出血的跡象，情況非常緊急需要動手術。
當時我一知道便趕到醫院，陪著那位老師等待她的兒子開刀結束。手術結束後，醫生出來和家人報告情況，我也衝到醫生面前說：「我是醫生，我也要進去聽。」
幾分鐘後，我從醫生的辦公室走出來，看著那位母親，心疼地緊緊抱住她，並語重心長地和她說：「讓他安靜地離開吧！越快越好。」
三天後，她的兒子離開了。這三天我每天到醫院探望他們。最後一天晚上，我堅持要在醫院陪著。
在她兒子離開前的最後一晚，我摸摸那孩子的頭，對他說：「你安心地走吧！你的爸爸媽媽由我來照顧。」說完後，眼淚從孩子的眼角流出，隔日便離開人世。
對許多人來說，這都是很難啟齒的話。但我很清楚明白，真誠地告訴家人真實狀況，才是善待和愛他們的方式。對於瀕死的病人，我認為除了特殊情況外，要把實情告訴他的家人與病人。要考慮的是何時以及如何告訴他們，而不是隱瞞 。
和那位老師坦白說出實情，對她無疑是個很重大的打擊，她的兒子當時才二十八歲，老公又有早年失智。但我聽完醫生的話後，我知道，即使救活這位孩子，他也會成為植物人，不如讓他早點安息，回到天主的懷抱。
在討論兩難的道德問題時，我心中有一把對於真正醫生的尺，也就是要讓已經瀕死的病人，好好的走。
對，這是一個很兩難的道德問題，我承認。但不要去強迫醫生做他覺得不該做的事情。在醫院，即使我本身也是醫生，我也都尊重醫生的專業，他們用愛和專業，和家人溝通實情，並且把重點放在如何讓親友是帶著安詳的心情離開。
曾與我合作超過三十年的葉炳強醫師在受訪時回憶說：「賴神父平常很熱情，但在這方面很謹守分際和倫理。他是一位很合作的家屬，不會去挑戰醫生和護理人員，病人有時候到了疾病末期，他就會按照倫理上該做的事情去做，該怎樣的安寧療護，都會去遵守。」
「他年輕時教醫學倫理，可是他現在是把那個道理活出來。」炳強這麼形容我。
我這麼大把年紀，可能我中文不好，因此要說得清楚也很不容易，所以身體力行是最直接的方式。
炳強曾經提到在我身上學到全人、全心照顧的精神 。這麼說吧。我希望不要再讓病人承受更多的苦痛，所以我會盡量依照我醫療倫理的專業，告知親友這個疾病本身所需要經歷的病程，以及如何依照安寧的原則安排。
我在修會裡，是神職人員與醫界的橋樑。尤其許多神職人員在病危時期，並沒有血緣上的親人能立即陪在身邊，我就很自然地成了他們的家屬，陪伴許多神職人員離開，看生命裡的生老病死，就如經春夏秋冬那般。炳強形容，「賴神父讓我們理解到，自然去理解每個生命的長度，對於生命歷程的了然。」
對我來說，另一個重要但同樣很困難的部分，是如何在一個人死亡的那一刻，陪伴正在離開的這個人。
你要在他的身邊，讓他感受到，你正與他或是她在一起。
對我來說，我會不斷地為這個人祈禱，我會讓他和她知道，他們並不孤單。我時常在醫院與醫院之間奔波，可能不只是陪伴著病人復原康復，很多時刻，是陪他們走那段邁向死亡的路，陪他們面對自己的心。
所以我的建議總是，要用心地陪伴正在面對死亡的人，要告訴他，不要怕，我在這，我正為你祈禱。
每回，在醫院宣告死亡時間幾點幾分之後，我都仍然會倚在病床旁，握著病人的手，在病人耳邊祈禱。因為我相信，他們都還是聽得見。而那段剛死亡的時刻，走向天堂的路，有人陪伴是很重要的。
作者介紹｜賴甘霖神父（Fr. Andrés Díaz de Rábago, S.J.）
一九一七年十月三日，誕生於西班牙西北部的小鎮卡瑞米娜。父母是熱忱的教徒，家族在當地投入公益，十分有名望。家庭使神父自小接受天主教教育，醫學院畢業後他在薩拉曼卡(Salamanca)進入耶穌會，並以修士的身分取得馬德里大學的醫學博士學位。
一九六九年來到臺灣。他從一踏上這裡的土地，就聯結了童年聽到的「福爾摩莎」以及中國和遠東的記憶，愛上了這裡熟悉又特別的環境、氛圍和人。在超過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臺灣成為了他的家鄉。 二Ｏ一九年，賴甘霖神父成為臺灣的公民，並且在二Ｏ二Ｏ年行使公民權利，投下總統選票。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大塊文化《愛如甘霖:賴甘霖神父自傳》（原標題：面對死亡）
責任編輯/焦家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