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圍金馬8大獎項,《無聲》導演柯貞年:揭露真相或許痛苦,但「不說」更令人絕望

2020-10-18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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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無聲》導演柯貞年。

電影《無聲》導演柯貞年。

看不到、聽不見、說不出,哪一種最令人膽戰心驚?導演柯貞年以聾人世界為題材,細述自己首部長片《無聲》,自癒癒人的心路歷程。

「與怪物戰鬥的人,應當小心自己不要成為怪物。」這是德國哲學家尼采說過的話。這句話,也是7年級導演柯貞年最新作品所關注的核心。

《無聲》是她首部長片,這部以現實題材、聾人世界所改編的電影,被台北電影節選為開幕片,且一舉入圍今年金馬獎最佳新導演、最佳新演員、最佳原著劇本等8大獎項,備受關注。業界甚至有這樣說法:「去年有《返校》,今年有《無聲》。」顯見其突出。

對柯貞年來說,拍攝此題材,是一段「憤青」過渡到「文青」、自我解鎖的轉變過程。

「雖然談到性侵,且受害者和加害者都是發生在封閉環境(聽覺障礙)中的孩子,但真正想探討的是上下階級、男女⋯⋯不對等權力關係。」柯貞年從成名作、講訴校園霸凌劇集《天黑請閉眼》到噤語或者說不出話的《無聲》,彷彿校園、霸凌等字眼成了這位導演說故事的關鍵詞,但她的企圖是穿越衝突張力的表象,探討背後深層、非僅限於善惡對立二元所講述的複雜關係

溯源:聾啞者的世界,反省「我是為你好」的同情與傷害

柯貞年從在南部接觸到的2位聾人朋友溯源。一位是從小就在啟聰學校上學,高中畢業就到工廠上班,21歲的他一天工作12小時。他在聽不見的世界裡用文字、手語溝通交流,在同溫層裡溝通沒有障礙,但一進入「一般」世界,溝通會有理解的落差,加上這個孩子個性內向,常吃悶虧,這一切都看在柯貞年眼中。

另一位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父母都是聽人(聽得見的人),3個孩子有聽力障礙,但不妨礙孩子學習,其中一個孩子還是高雄女中的高材生。因為母親從小用口語教他們,一個詞背了2、3百遍,聲音總會刻進骨子裡,所以與一般人溝通即使不透過手語也沒問題。

「我很心疼那位21歲年輕人,如果家境好一點,就有多一點時間練習口語。但轉念一想,我是不是也是站在另一個角度產生這樣的理解?」她從21歲聾人男孩身上學習到的是,儘管在社會價值中歸屬於「弱勢」,但他依然樂天知命,在柯貞年取材拍攝過程中熱心提供許多幫助。男孩是快樂的,不需要他人的同情眼光,但通常一般人會自以為「我是為你好」,而造成不對等的視角。

她說:「(拍攝過程期間是)學習放下自以為是的成見,就算自己認為善意,有時卻是一種傷害。」

正如同電影對白中,女主角被欺負後卻對著男主角說:「沒關係,你跟他們一起欺負我就好了。」男主角自以為要保護女主角,成了加害者,然而,卻埋下加害者可能變成受害者的伏筆。惡,不斷循環重演!

「從田野調查到拍片,是段反省與改變的過程,更希望大家用更多同理心去看待這個社會,不是只看見存在的惡,而是惡背後的改變。」取代批判控訴,柯貞年用溫柔、理解觀看世界。

理解:善惡並非對立,壞人會揪心、好人也會犯錯

「我內心當然有自己的想法,但電影不一定要有一個批判結論,善惡也並非一定對立,答案要留給觀眾去思考。壞人會有無可奈何的揪心境況,好人也會做出一些錯的事,可能下一刻就成為大家口中的壞人。所以你認為世界上有好壞嗎?世界上究竟什麼是比較好的?」柯貞年反問。

《無聲》導演柯貞年認為,善惡並非對立,而所謂的好與壞,並沒有絕對的答案。(圖/截圖自《無聲》宣傳影片)
《無聲》導演柯貞年認為,善惡並非對立,而所謂的好與壞,並沒有絕對的答案。(圖/截圖自《無聲》宣傳影片)

視角變了,格局也自然不同。「故事感覺好像很沉重,但其實拍攝過程中,是很有愛的。」柯貞年表示,2年前開啟故事的起點,進行約3個月的田野調查,她的足跡幾乎遍及台灣北、中、南,訪談對象從聾啞學生、他們的親人到聾人協會及媒體工作者,都有她了解「無聲日常」的軌跡。

好比說,「欺負」這個概念不容易透過手語被精確理解,柯貞年就用聾人傾向圖像式思考的溝通方式,以拉扯來替代。「我拍攝時很在意手語比畫的力道、高度位置和表情等等的姿態,有時就因為一個語詞(比畫位置)高低不同就重拍。」不僅如此,她訴說「無聲」,但在錄每一個聲音時都小心翼翼,深怕一個鏡頭不對而讓觀眾產生錯誤理解。

打磨:耗時1年後製,用聲音配樂,反映聾人心理狀態

拍片用了40多天,但後期聲音和配樂處理就花了1年。「不要煽情,要減法。」她舉例,聾人對話的背景音中加入阿卡貝拉人聲,就是在做對比,影片中聽起來突兀的人聲,宛若第三視角,如同正在觀看電影的你我,各自有不同的解讀,而這微妙之處,就是柯貞年試圖將答案留給觀眾思索的拍攝細節。

甚至連呼吸聲環境音也不放過,就只為了讓聲響的碰撞成為說故事的一環。一般來說,一般影片後期混音都混一次音,約莫花一周工作時間,但這部就混了3次音,花了3周。在劇中,觀眾會聽到有聾人、聽人以及兩種人聲音共存的三種狀況,從嘈雜到安靜,蟲鳴鳥叫到眾聲喧譁,就是這麼一次次磨出來的。

而且,即使觀眾未必注意到,但柯貞年還想真實表達聾人「聽聲音」是沒有方向的真實性(編按:有些聾人是後天造成,並非完全聽不到聲音,所以還是能抓到聲音的方向。)一般聲音是從四面八方而來的五聲道,而要做出沒方向的聲音,要靠後期製作將聲音做到中間,她認為寫實更能刻畫聾人的心理狀態。這背後,不僅須付出金錢,更有時間成本的壓力。

支柱:會算命的父親,看盡人生百態,像每部片的監製

柯貞年成名不算早,但幾乎一出手就直擊人心,與她有位「知天命」的父親或多或少有關係。幫人算命是父親工作餘暇的事,她小時候跟在父親旁邊,看盡名流鴻儒到白丁平民因迷惘詢問、想化解痛苦,但最後還是循著原路前行的各種情境。

「有人會對痛苦過不去,有人一定要問出一個是與非的解方,那時的我就當是聽故事,比電影還有趣,因為太真實了。」小小的柯貞年就在傾聽人生百態以及和父親的對話中,積累創作故事與角色的養分。

她將這樣的過程稱為敘事治療。「父親很像我每部片的監製。每次遇到人的問題,跟他聊一聊後,就突然有點豁然開朗,很像我的人生導師。當一位導演,不能躲在自己世界,要有跟任何人合拍的能力。」在柯貞年的電影語言中,總能在沉重情節與隱晦的表達裡,「聽」見被扯掉的偽善面,人人因而安身立命。

最後,我們問了一個問題:「『沉默』是最大的幫凶嗎?」愛笑的柯貞年臉上線條平整了起來,停頓一下後淡淡地說:「或許揭露真相過程是痛苦、挫折的,可是『不說』比掩耳盜鈴更令人絕望。」犀利的答案如同她觀察細微的銳利鏡頭,安靜卻餘音繞樑,久久留在心上不去。

開口,只是為了不讓自己成為搏鬥於現實叢林中的怪物。


作者/黃亞琪

本文獲授權轉載自《今周刊

責任編輯/林彥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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