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新法的經常性頒布，使得每一次新法的頒布都會引發一場爭論，一次爭論的停歇就是下次爭論的開始。使得改革者每天都在做一件事情：與反對派鬥嘴，而沒有時間去把頒布的法律落實、督察、適應改變。這種急進的、沒有計畫的改革，與成功改革的典範商鞅變法形成了鮮明對比。商鞅變法，變法二十一年（還只是計算了其主持變法時間，未算其身後變法的延續時間），推出的新法還不足十項。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商鞅才有時間去精心籌劃每一項法令的內容，以保證法令適應實際需求，並能夠實際執行，確保了改革的順利進行。再反觀王安石的變法，新法推出之前沒考慮周詳，使得推行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在執行過程中由於下面人的「自有對策」而使新法推行更加困難；出現問題後又未能及時更正，最終導致目標和結果完全不符。
例如，《青苗法》的推行。所謂《青苗法》，按今天的理解就是農業貸款，在禾苗青黃不接時，農民以地中青苗做抵押，國家以低息貸款給農民，解決農民燃眉之急，國家收取利息以作收入。如此說來，它應該是一個好政策，但在制定新法時只考慮到農民能還上錢，沒有考慮到若出現天災，農民沒錢可還的情況。不巧，新法剛推行，全國各地就連續數年旱、水、蝗災不斷。受災面積既大，災害烈度亦強。官府為了減輕自己的損失和連帶產生的責任，唯有逼迫農民還債。農民只好變賣家當，歸還貸款本息。嚴重者需要賣房賣地，甚至賣兒賣女。最後，部分農民流離失所，許多農民無力或者不敢貸款，這就是事前考慮不周的後果。
推行過程中，底下人的執行也很有問題。當時國家給各級地方下達指標，如果貸款發放不出去，地方官員便無法完成那百分之二的貸款利息（即價值增值）的任務，這可影響前途啊！為前途計，下面人自有對策，最常見的方式是提高利率，或者根本不給最需要的、經濟狀況不好的人貸款，青苗法也因此流於形式。很多事情不是壞在最上面，也不壞在下面，而是壞在中間。執行力差一方面說明官員能力不佳，一方面也說明了法令的執行和監管考核體系有問題。同時在災害問題出現後，王安石沒能及時調整法令，使得法令推行更加困難。環境已經改變，就不能再堅持原來的老方法，既然已經遭到災害，就應該想想其他的調整辦法。這就如同冬天穿棉襖很暖和，但夏天還穿著棉襖就是傻子了。
在用人上，王安石也很急進。王安石變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參與者、助手、學生和繼承人，幾乎全部被列入奸臣的行列。前面說到了，變法從一開始就被許多朝中大臣反對，王安石為培養自己的「改革集團」，就只能提拔一些「青年幹部」。而這些人雖然表面上支持變法，其實都有著政治目的：支持就能升遷！自己能飛黃騰達才是最要緊的，他們並不是真的想擁護變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