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為得瘟疫而死是天罰、得瘟疫又痊癒則是上天庇佑...他用歷史文獻證明:人類500年來毫無長進

2020-08-10 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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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瘟疫的恐懼,還使民眾常常以祈神、驅鬼和祭祀等非理性方法祈求平安。(圖/pixabay)

對瘟疫的恐懼,還使民眾常常以祈神、驅鬼和祭祀等非理性方法祈求平安。(圖/pixabay)

瘟疫發作時,染疫者往往產生幻覺,常將瘟疫降臨或病情痊癒歸因於神靈、鬼怪或天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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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因於神靈對人懲罰。如正德六年(1511),瘟疫流行。大約是福建某處的顧鎮一家,老幼都染上瘟疫,因此全家決定吃素祈神,去除瘟疫。正好有巡撫來開倉賑濟,顧鎮入城取米,偶然忘記吃素的誓言,就去食店買了三尾魚和一壺酒,結果當日回家就病重身亡。後來傳言,有三條魚附在他屍體上,並躍入棺材中。顧鎮之死的傳說,就被附會成神靈對不虔誠之人的懲罰;李遜記載,明末崇禎十六年(1644),北京城瘟疫橫行,出現了「朝病夕逝,人人惴惴不保,有全家數十口,一夕並命者」的慘象。在當時醫藥無效的情況下,崇禎帝特命張應京真人「建醮,而終無驗」。有些北京民眾以為「日中鬼為市」,「店家至有收紙錢者,乃各置水一盆於門,投銀錢於水,以辨真偽。民間終夜擊銅錢器聲,以驅厲崇。聲達九重,上不能禁」。

歸因於神靈庇佑的。如成化年間進士羅玘,成化二十年(1484)奉命往陝西賑濟。第二年三月還至謝埠時,舟中大疫,羅玘也染病在身。四月至青泥灣時,病情加重,羅玘以錐刺手無血,自度必死之際,就與弟羅經訣別,然後正冠瞑目,從卯時到巳時精神恍惚,似入夢境,感覺自己「奄奄若入深泥中,臭腐不可當」。這時聽到有聲音呼叫:天妃已到。羅玘張目清醒,感覺船的頂篷要垮塌一般,有一婦人呼喊道:「一有學之士病在孤舟灘上,無一神道救之者,我來送他一陣好風。」言畢,羅玘感覺船的頂篷不再有垮塌之象,頓感全身冷顫不已,連船都因此而搖動。其弟用幾件蓑衣壓其身保暖,從巳時到未時出了一身臭汗,衣服濕透,才漸覺病情稍有緩和,此後痊癒。當年秋,羅玘又北上經過天妃祠下,特意進謝神靈。十八年後,即弘治十五年(1502),羅玘又路經該地,進香拜謝,並記錄其事,把自己病好的原因,歸功 於神靈天妃的庇佑。

歸因於妖神、鬼怪禍害。明人焦竑記載,陶凱的里人家中大疫,前去探視病者。傳說陶凱「見妖神入甕器中避之,奉紙筆與封識,命棄水中,疫即愈」。這一傳聞,說明明人認為所謂「妖神」,是陶凱的里人家中產生瘟疫的原因;曾掌珠,泰和長溪人,嫁給蕭氏為妻。正統十一年(1446),其家遭大疫。為曾掌珠寫行狀的羅玘認為,這是 「疫鬼入室中」,禍害人的結果;沈德符曾記載,「(弘治)十四年(1501)六月,雲南雲龍州民疫疾,十家九臥,內有不病者,見鬼輒被打死,有被打顯跡,有因沈病死者,有病在家為鬼壓死者,百姓死將半,初五日至十二日止」,這段記載說明時人對瘟疫的恐懼心理,把病因都歸結於 「鬼」的禍害;詹詹外史評輯小說《情史》卷二十一〈情妖類.汝州村人女〉記載,汝州村人女得一美貌丈夫,該丈夫認為自己是野叉所變,「我輩罪業,或與人雜處,則疫癘作」,此處雖是小說記載,也可見明人觀念中,鬼怪與疫癘的密切關聯,這些史料都說明災民對瘟疫的恐懼。

對天變和瘟疫關係,明人的言論很多。洪武年間人梁寅認為:「天之情過,則為水旱飢饉疫癘凶札,斯天之失其常者矣。」把瘟疫產生的原因歸於「天之情過」。這裡天變與人事無關,但會造成包括瘟疫在內的人間災禍。天人感應導致人間瘟疫等禍患觀念,似乎是更多民眾的認識。人事有虧或「傷害天和」,就會使上天發怒,降禍於人間,瘟疫大行就是一種懲罰人事的方式。

人事有虧的表現非常多,對父母不孝也會導致天變,降瘟疫懲罰不孝子。如明人黃佐在《泰泉鄉禮》中認為:「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父母之心,本於慈愛,子孫忤逆者,不欲聞之官,何也?富貴者恐貽羞門戶,貧賤者亦望其回心反哺,故皆含容隱受。然父母吞聲飲恨之際,不覺怨氣有感,是以世之不孝者,或斃於雷,或死於疫。後世衰弱,都受天刑。」

政治敗壞,如皇帝或大臣沒有盡到責任、貪官橫行、災民得不到救助、司法不公等,都是導致天變的因素。如天順元年(1457)五月,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史蘭上奏,順天等府薊州遵化等州縣軍民,自景泰七年(1456)冬至今春夏,瘟疫大作。其原因就在於「雖稱天災流行,亦人事有乖。或因大臣失職不能調燮陰陽,或因用刑夫中有傷天地和氣,或因有司貪酷失於撫字」;嘉靖年間,霍韜曾認為,「豪民殺人取賄如趙遠,誣縛齊民家累萬金,吳世傑構一誣詞殺二十命,有司不察反右焉。如是求怨魂不結,疾疫不興,災變不流行,豈可得哉」。

對瘟疫的恐懼,還使民眾以祈神、驅鬼和祭祀等非理性方法祈求平安。疫災時,明朝皇帝常常下令中央和地方官員都要「修省」,甚至皇帝下「罪己詔」,停止或減少其他慶典活動。祈禱或祭祀也是中央和地方多數官員所青睞的對付瘟疫方式。祈神活動主要表現為:祈禱城隍神等各種神靈,找僧道大作幾日道場,扶植地方神靈為官方祭祀等。祈禱或祭祀顯然是非科學、非理性的錯誤方法,可謂迷信。對症下藥,相信醫學,才是應付瘟疫的正確途徑。

非理性心態的抬頭,反映在以上言論和行為中,但當時不少官員和民眾卻寄望於此,因而祈禱或祭祀活動屢見不鮮。官方的「修省」、祈禱或祭祀活動難以發揮有效的作用,但明王朝多數官員卻熱情參與,能夠體現出政府和官員積極救災的態度,也能利用神力安撫民眾的恐慌心理。若與政府醫療救助等手段相配合,祈禱、祭祀的心理安慰作用,似乎不應完全否定。而除了官方,民間的類似活動也具有此類功能。但只信神靈,而拒絕醫藥的行為,只會使疫情加劇。

本文部分內容取材自崧燁文化《大明也確診:皇朝的封城日記
責任編輯/柯翎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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