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更大的震撼是：陳映真的小說居然是禁書！我是跟學長借的，為了想保存而去影印時，連影印店的老闆都緊張兮兮的──真慶幸那個時代已經一去不回了！
從此閱讀「禁書」之門大開：從魯迅到老舍到巴金到茅盾到沈從文，以及國內的李敖、柏楊，我逐漸發現了「為民喉舌」的另一種文學觀，這當然也大大影響了我的寫作趨向：我開始寫一些「知道民生疾苦」的散文了。
結果出版的第一本散文叫《只能帶你到海邊》，卻在擔任某一個文藝營導師時，被團員們用來朗誦詩歌：「……只能帶你到海邊，哦，不能帶你到房間」引來哄堂大笑，但這本書的確幫我打開了從事「社會寫實、關懷人性」的另一扇創作大門。
連帶著原來寫的詩也受了影響，我竟然寫起「政治詩」來了，這很夠「反動」吧？所以那一陣子出的書，不是叫《禁與愛》、就是叫《每一句不滿都是愛》，甚至直接命名《苦苓的政治詩》，裡面的第一首詩就叫〈總統不要殺我〉──沒錯！在威權戒嚴時代，我想挑戰一下「禁忌」與「紅線」，問題是在台灣，根本沒有人理會文學，搞了半天，好像只是自己在「寫爽」的而已。
就像劉克襄的名句：「16歲就參加國民黨，彷彿是生平最丟臉的事」，大家都咋舌叫好，但「有關單位」相應不理，想是料定「詩」對「民眾」毫無影響力可言吧！
反正「方針」既定、「路線」鮮明，我開始以一個文學上的反對者自居，對社會的不公不義，對政府的高壓統治，對人民的憤怒與痛苦，都成了我作品中的重要元素，當然，能順利發表的機會就更少了，你覺得《中央》副刊、《新生》副刊、《幼獅文藝》、《中華文藝》等等會「膽敢」刊出這些作品嗎？
我卻毫不在乎，帶著濃濃的使命感，繼續寫我的政治詩、社會散文，乃至直接批評時政的雜文，心裡信奉著一位諾貝爾獎得主的話：「一般人如果遭逢不公不義而沉默，那可能是不得已；但作家如果遭逢不公不意而沉默，那就是撒謊！」
這股力量讓我堅持下去，直到「小」禍臨頭。
因為在中學任教，我也寫了不少批判教育制度、校園亂象的散文，如《校園檔案》、《老師有問題》等等，雖然從來沒有像李敖、柏楊的書那樣被公然查禁，但校長也「好心」的給我看過公文：各級學校裡禁看我那兩本書，不得擁有、散播、流傳、借閱……我心中大怒又大喜──怒的是言論自由遭到剝奪，喜的是「總算有人聽到我的聲音了」，管他們愛不愛聽！
但這樣越寫下去，就越覺得「狗吠火車」的無力，不如全力撰寫抨擊時政、批評政客、揭發黑暗、挑戰威權的雜文，那時全台灣也彌漫著一股「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呼籲改革的氣息，不少原來寫著風花雪月的年輕作家，也紛紛加入「反對者」的陣營，來勢洶洶，不可遏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