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作文想得高分就得說謊?名作家苦苓諷聯考拿鴨蛋真相,時隔40年依然慷慨激昂!

2017-07-11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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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更大的震撼是:陳映真的小說居然是禁書!我是跟學長借的,為了想保存而去影印時,連影印店的老闆都緊張兮兮的──真慶幸那個時代已經一去不回了!

從此閱讀「禁書」之門大開:從魯迅到老舍到巴金到茅盾到沈從文,以及國內的李敖、柏楊,我逐漸發現了「為民喉舌」的另一種文學觀,這當然也大大影響了我的寫作趨向:我開始寫一些「知道民生疾苦」的散文了。

結果出版的第一本散文叫《只能帶你到海邊》,卻在擔任某一個文藝營導師時,被團員們用來朗誦詩歌:「……只能帶你到海邊,哦,不能帶你到房間」引來哄堂大笑,但這本書的確幫我打開了從事「社會寫實、關懷人性」的另一扇創作大門。

連帶著原來寫的詩也受了影響,我竟然寫起「政治詩」來了,這很夠「反動」吧?所以那一陣子出的書,不是叫《禁與愛》、就是叫《每一句不滿都是愛》,甚至直接命名《苦苓的政治詩》,裡面的第一首詩就叫〈總統不要殺我〉──沒錯!在威權戒嚴時代,我想挑戰一下「禁忌」與「紅線」,問題是在台灣,根本沒有人理會文學,搞了半天,好像只是自己在「寫爽」的而已。

就像劉克襄的名句:「16歲就參加國民黨,彷彿是生平最丟臉的事」,大家都咋舌叫好,但「有關單位」相應不理,想是料定「詩」對「民眾」毫無影響力可言吧!

反正「方針」既定、「路線」鮮明,我開始以一個文學上的反對者自居,對社會的不公不義,對政府的高壓統治,對人民的憤怒與痛苦,都成了我作品中的重要元素,當然,能順利發表的機會就更少了,你覺得《中央》副刊、《新生》副刊、《幼獅文藝》、《中華文藝》等等會「膽敢」刊出這些作品嗎?

我卻毫不在乎,帶著濃濃的使命感,繼續寫我的政治詩、社會散文,乃至直接批評時政的雜文,心裡信奉著一位諾貝爾獎得主的話:「一般人如果遭逢不公不義而沉默,那可能是不得已;但作家如果遭逢不公不意而沉默,那就是撒謊!」

這股力量讓我堅持下去,直到「小」禍臨頭。

因為在中學任教,我也寫了不少批判教育制度、校園亂象的散文,如《校園檔案》、《老師有問題》等等,雖然從來沒有像李敖、柏楊的書那樣被公然查禁,但校長也「好心」的給我看過公文:各級學校裡禁看我那兩本書,不得擁有、散播、流傳、借閱……我心中大怒又大喜──怒的是言論自由遭到剝奪,喜的是「總算有人聽到我的聲音了」,管他們愛不愛聽!

但這樣越寫下去,就越覺得「狗吠火車」的無力,不如全力撰寫抨擊時政、批評政客、揭發黑暗、挑戰威權的雜文,那時全台灣也彌漫著一股「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呼籲改革的氣息,不少原來寫著風花雪月的年輕作家,也紛紛加入「反對者」的陣營,來勢洶洶,不可遏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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