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書店沒有販賣報紙，書報攤紛紛與派報中心合作，成為最熱騰騰的新聞供應站，清晨上架，午後換晚報，當年有《中央日報》、《徵信新聞》（《中國時報》前身）、《聯合報》、《民生報》、《新生報》等；雜誌有週刊、月刊、中文或英文等；年節則賣日曆、月曆、紅包袋等。
顧客買報時會隨手帶上一本雜誌，書報攤就以報紙與雜誌互相帶動、創造業績。報刊畢竟利潤微薄，於是攤子開始擺出風漬書、舊書，又因這些風漬書必須花時間整理清潔，賺頭少，還不如賣新書來得好，因此，出書量少、難與經銷商打交道的小出版社，便與書報攤談寄售（或稱代售），爭取擺「平臺」的曝光率，折扣自然可以溝通，以建立出版社、書報商、讀者三贏的局面。
當時白手創業的文化人都很辛苦，我在書店當小學徒時，即常看到皇冠出版社創辦人平鑫濤先生下班後，騎著生了鏽的破舊腳踏車，到每個書報攤送書籍與雜誌。
當時，書街周遭的書報攤就有兩百多個，盛況比書店更勝一籌，更有多家專做書報攤生意的中盤商，早期有黎明書報社、中期有農學社、後期有日全書報社，後來都成了出版社密集拜訪的通路商。
有段時期，連書店門市也必須依靠他們提供暢銷品，厲害者一次可訂下出版社的半數印量去發行，而且不退書。
出版社與書店的結帳，以三個月期票支付，而書報攤可以月結現金，所以到了月底，可以看到騎腳踏車沿街收帳的一人出版社老闆。以打游擊成軍的書報攤突破自由競爭的瓶頸，創造了競爭力的奇蹟。
詩人周夢蝶在武昌街一段五號「明星咖啡館」門口擺設書報攤，比較特別，他沒有賣書報，只陳列文學雜誌以及詩人們的詩集，這裡是作家、學生和讀者經常流連的地方，也因此成為書街最美的文學地標。周夢蝶的書攤從一九五九年開始，持續二十一年，風雨無阻，直到他昏倒被送醫為止。
早期有一些位置夠好的書報攤，只需要銷售幾本刊物，即有豐富的營收與利潤，如《空中英語教室》，當時學英語是全民運動，幾乎人手一冊。國外的英文雜誌如《TIME》、《Newsweek》、《讀者文摘》（中文版、英文版），以及財經雜誌《財訊》也很拉風，文人劉少唐辦的《傳記文學》更是最受佳評的長銷雜誌。
到了一九六七年，政府為了管理，發起路邊書報攤的牌照登記，沒領到牌照的，或遇交通量大的地方，該攤位必須撤除。這一政令當然促使攤主與位置重新洗牌，手腳快或有關係可攀的人都成了既得利益者，每一根廊柱都是財神。
在黨外抗爭的年代，書報攤更是黨外雜誌流通的祕密基地，從一九七九到一九八六年，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有的累積了財富；有的則受牽連，捲入是非而坐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