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不知道權利，只是那代價他們背負不起」
在浴缸不能用、洗碗槽不通，馬桶也只勉強能用的狀況下忍了兩個月，多琳決定自己把水電師傅找來。頭一次水管不通時，水電師傅的錢是舍蓮娜支付的，而她不打算再花這種錢。在32街的教訓之後，多琳也不想找建物檢查員來，那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總之，水電師傅最後收了150美元，成功用像胃鏡般的蛇式器材疏通了水管。師傅說這兒的管道老舊，經不太起折騰，所以叫多琳別讓有的沒有的東西流進去。師傅走了以後，多琳第一件事就是放好熱水並在裡頭泡了一個小時。
多琳覺得她自掏腰包的150美元要從房租裡扣才合理，所以即便舍蓮娜說只要她這麼做就將她驅離，多琳也還是扣了。她想說，如果都要被驅離的話，那這150美元還是留給下次搬家用好了。在手頭很緊的租屋者之間，多琳的想法很正常，因為房租幾乎吃掉他們所有的收入，所以弱勢家庭往往得故意被驅離，才能騰出錢來搬到別的地方。這一頭有房東吃虧，另一頭就會有房東賺到。
如果非搬不可，多琳也知道她不可能找到比現在便宜很多的新家，畢竟他們一家八口。即便你不追求住在最好的社區，甚至願意犧牲生活品質住到很差的地方，省下的房租也沒多少。以密爾瓦基最窮困、並且至少四成家庭處於貧窮線以下的的區域來講，兩房公寓的月租中位數也才比全城水準低50美元。舍蓮娜是這麼形容的，「兩房公寓就是兩房公寓，搬到東是兩房公寓，搬到西也還是兩房公寓。」
這樣的情況，早就不是一天兩天了。19世紀中期，也就是廉租公寓開始在紐約出現的時候，當地最底層的貧民窟租金還比紐約上城高出三成。到了二十世紀的1920與1930年代，密爾瓦基、費城或其他北美城市中的黑人區，年久失修的房子租金還是超過白人社區裡屋況比較好的住處。甚至到了1960年代，以美國大城裡相同的居住條件來看，租金也是黑人付得比白人多。窮人不是為了房子便宜才群聚到貧民窟裡，窮人（特別是黑人窮人）會聚集在那裡，是因為社會對種種不合理的現象的放任與縱容。
法律能夠保護的是有辦法正常繳租的房客。法律的設計就是要保障住房的安全與人道，而有能力繳租的人不僅能光明正大找來建物檢查員查看屋況，還有權利大大方方地扣住房租直到屋況修繕完畢。只不過只要一拖欠房租，這些保障就會瓦解。欠租的房客會被剝奪扣住房租或暫時將租金信託給第三方的權利。向建物檢查員申訴更是形同引火自焚，因為驅離的命運可能先行上身。低收入的租屋者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權利，他們只是更知道那代價他們背負不起。
作者簡介｜馬修‧戴斯蒙Matthew Desmond
哈佛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同時也是「正義與貧窮計劃」（Justice and Poverty Project）的共同主持人。他曾經是哈佛學人協會的成員，也以作者身分完成了獲得獎項肯定的《火線之上》（On the Fireline），以及另外兩本以種族為題的共同著作。再來就是他曾經編輯過一系列聚焦美國經濟剝奪慘況的學術研究。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時報文化《下一個家在何方？驅離，臥底社會學家的居住直擊報告》
責任編輯/鐘敏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