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 AA 最早的幾篇報告很悲慘。我的繪圖沒有改善，書寫方面的表達能力也很貧乏。我的四年級得重修。學校校長麥可‧派崔克 （Michael Pattrick）在報告中承認我的熱情，但不太相信我有能力勝任建築師的工作。他甚至建議我轉攻家具設計──完全忽略繪圖能力對家具設計師就跟對建築師一樣重要，甚至更要緊。
到了最後一年，事情有了轉變，或說改變接連發生。彼得‧史密森擔任我的導師，雖然我認可厄內斯托對歷史連續性的信念讓他不以為然，但自從他克服這項偏見之後，就變成我的強力支持者，我還得到其他優秀老師的支持。
當時還有一種戰後的文化冰凍感終於解凍的感覺。1956 年，白教堂藝廊（Whitechapel Gallery）展出以史密森夫婦、理查‧漢密爾頓（Richard Hamilton）和愛德華‧包洛奇（Eduardo Paolozzi）為主角的「這就是明天」（This is Tomorrow），這個展覽帶給我們許多啟發。
我的繪圖技巧也在喬琪的協助下有了進步，我以城市未來為主題寫出我的第一篇論文。我的畢業專題是一所符合威爾斯特殊教育需求的小學，設計宗旨是讓孩童可以參與建築的過程。這所學校反映出當時剛剛萌芽的對於社會建築的關注，史密森在我的計畫報告中指出，「能顧慮到建築物對人們可能產生的效應，也關注到內部的形狀」，因此把畢業專題獎頒給我。
不服保守權威，和英國威爾斯王子對尬，結果……
雖然倫敦市的態度正慢慢改變，但這個膝反射的遺產遊說團體卻已經在一個更古老的英國機制裡找到他們的鬥士。1984年，查爾斯王子受邀在漢普頓宮舉行的晚宴上發表講話，慶祝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成立一百五十周年。查爾斯王子說了幾句冷淡的讚美之後，就開始分享他的長篇大論，反對阿倫斯、波頓和柯拉勒克事務所（Ahrends, Burton and Koralek）設計的國家藝廊（National Gallery）增建案：
這項設計竟然不是讓國家藝廊優雅的立面得以延伸，讓圓柱與圓頂的概念更加完善和延續，反而讓增建的部分看起來像是市立消防局，還配上裝有警報器的塔樓。如果你把整個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拆掉，再由單一建築師重新設計整體的配置，那我就比較能理解這種高科技的走向，但現在他們的提議，簡直像是在一位備受歡迎又優雅的朋友臉上，搞出一個大爛瘡。
這攻擊令人驚訝，不僅對賓客無禮，在建築上顯得無知，還否認了不同時期的建築物彼此和諧共存的可能性，事實上，在所有最偉大的歷史城市裡，它們都是可以共榮共存的。阿倫斯、波頓和柯拉勒克對國家藝廊增建案的提議，在形式和材料使用上都是現代的。如果認為擴建國家藝廊的唯一方式，就是要模仿原來平坦的古典立面，這樣只是搞不清和諧與拼貼的差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