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想以下情況：一名擁有雙重國籍的男子持其中一本護照入境美國，因過去有犯罪紀錄，而遭到拒發簽證。該名男子並未尋求入境許可，而是使用另一本護照多次入境美國，冒著在美國遭到起訴的風險，並拿另一國護照來規避法令。顯然，有理性的人若認為自己會被抓包就不會這樣做，因為這可能引來長期牢獄之災。隨著科技進步，加上世界各國移民局採用全球資訊分享機制，因幾年前所犯罪行而遭到起訴的人，如今也很容易被發現。樂觀偏見可能導致我們做出極危險的行為。
講到樂觀偏見，我回想起幾年前的一位刑事案件當事人。我的當事人遭控偷了一台相機，然後拿到當鋪典當變現。他告訴願意聆聽的每一個人，包括警察、檢察官、家人及獄卒，表明他是無辜的。他甚至也跟幾個法官說了。最後，開庭時間到了，我準備好要出發。逮捕我當事人的警官是我的好友，曾代表所有員警花了數年受訓。他問我能否到法院大廳聊一下。我出去後，該名警官拿出那台相機，當時屬於全新的數位機種，相當罕見。相機裡有我當事人面帶微笑擺姿勢的幾張照片，全都是當鋪老闆拍的。我的當事人當時因無法出示有效的身分證件，於是當鋪老闆詢問能否幫他拍照。我的當事人有義務要配合，於是每張照片都擺出不同的姿勢。那天，我們認罪協商，我的當事人也從樂觀偏見的陷阱中學到有用的教訓。
另一個於律師界眾所周知的樂觀偏見經典例子，則是親屬關係。美國的離婚率約五十％，即每兩對夫妻中就有一對分手。然而，莎蘿特的研究指出，你很難找到一對新婚夫婦會斬釘截鐵地說，他們相信自己的婚姻將會或是很可能以離婚告終。這對律師來說並非全然是壞事，因為新婚夫婦的關係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如此可確保對婚前協議有穩定的需求。但不幸的事實是，大多數新婚夫婦相信他們幾乎不可能離婚，正如邊開車邊發簡訊的人認為自己幾乎不可能撞車一樣，這是一種脫離現實的觀點。
值得注意的是，我發現談判時，很可能因無意間助長對方的樂觀偏見，而傷害了對自己有利的和解機會。我就曾看過談判專家希望直接切入正題，一開始就提出非常合理的提議或要求。但對方認為最初的開價只是個起點，期待更加優渥的提議，而變得更敢於開口要求。這樣一來，對方堅持己見、討價還價的結果反而比最初的提議還要糟糕。社會心理學家稱此現象為「錨定效應」。
不妨在賣屋情境裡思考一下錨定效應。你標價二十萬美元，希望能以十九萬美元售出。一名具資格的潛在買主(可能最高出價十九萬美元)加入議價過程，並開價十八萬八千美元。突然間，你變得超級樂觀，猜測假如一開始要價更高，一定能拿到比原先所想的十九萬美元更多。你堅持原本的標價，或只接受比原標價略低一點的價格。你本來會欣然接受的這筆交易，因自己的樂觀偏見作祟，結果很可能告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