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輔院志工是一個重要角色，他們帶著那些曾經走偏的孩子成長，也引其向善。當青少年對這些志工形成強烈信任，問「當我媽媽（爸爸）好不好？」，常人總認為應該立刻答應，給予滿滿關懷，但有8年桃園少輔院輔導資歷的她，卻斷然拒絕。
《親子天下》跟著「向陽志工團隊」進入桃園少輔院，採訪了少輔志工謝慧超，也從她口中聽見真相。「志工老師不能幫孩子一輩子，正因孩子太常失望，為了不讓他們再次受傷、他們寧願不承諾。」在資歷豐富的她眼裡，答應反而最殘忍……。
他們是一群既單純又複雜的孩子，年紀離兒童不遠，最小的只有12歲，幾乎每一個人手腳上都有刺青。共同的人生劇本是，從小進出酒店，車上一定帶刀槍，生活中充斥暴力......。一般的大人，會希望自己的孩子離他們遠一點，但是有些大人選擇成為他們生命中的正向力量，持續陪伴，讓這群少輔院的孩子，還有機會好好的走自己選擇的路，好好活下去。
他們是一群既單純又複雜的少年
寒假的某天早上八點，我和攝影記者一起繳出了證件跟手機、穿越重重鐵門與警備，來到桃園少年輔育院的大禮堂，少輔院是收容經過少年法庭裁處感化教育少年之處，這些都還沒有長大的孩子，有些並不是自己選擇了這條路。
這一天大禮堂擠滿了五十幾位院生與三十多位志工老師，那天是院生們引頸期盼的「一日成長營」。入少輔院得24小時都跟同學在一起，唯獨這一天他們不用上國語、數學，可以玩團康遊戲、做撕畫曼陀羅、玩英雄牌卡，更可以跟外來的志工老師聊一整天。
這群少年年紀約在12到20歲，他們理著一致的平頭、穿著天藍色運動制服跟運動鞋，胸前別有名牌，有些戴眼鏡、斯文乾淨，有些用好奇眼神打量初次到來的訪客，他們在遊戲跟課程中守秩序、有禮貌、主動協助老師發講義，萬萬看不出更想不到，他們竟是因為毒品（吸毒、販毒或都有）、竊盜、搶劫、詐欺、殺人未遂、妨害性自主......等罪名而進來，有少數甚至是累犯，再度或三度入院的二期生、三期生。
跟院生陣仗差不多大的志工老師群，帶頭的是基隆市銘傳國中美術老師卓淑惠。八年前，她單槍匹馬申請進入桃園少輔院當輔導志工老師，後來她逐漸邀集有共同理念與服務熱誠的志工們，組成「向陽志工團隊」，核心成員每兩周進少輔院上兩小時團體輔導課，以生命道德教育為主題；暑假、寒假各辦一次時間較長的成長營，邀集包括一貫道教友、佛教教友、有諮商輔導背景的心理師、輔導老師、退休老師等等參與，八年來未曾間斷。
團隊負責規劃課程有四位靈魂人物，除了卓淑惠老師，還有舞蹈治療專業的柯老師，以及從事表達性藝術治療、具有諮商輔導訓練的謝慧超跟她的先生、留學英語名師陶維極。
成長營中，看院生們跟「陶老師」熟悉的勾肩交談、專注聆聽「阿超老師」講話，這是他們七年來，好不容易跟院生培養出來的信任感。白髮、藍眼珠的陶老師是美國人，因熱愛武術與中國字來台唸書、定居已經45年，高挑、秀麗的阿超老師散發舞者氣質，他們的課程一個「向外看」、一個「往內求」，陶老師用藝術、音樂跟電影，引導孩子從封閉的小社會中往外看，阿超老師帶他們靜下來跟自我對話。
無條件的接納是打開心門的鑰匙
陶維極憶起某個夏天剛進少輔院的印象是：沒想到會見到那麼多的「龍跟鳳」，院生的手腳上幾乎沒有不刺青的。他說，他們是一群既單純又複雜的孩子，「他們熟悉法律程序、對人的觀察有超齡的敏銳，對測試別人底線非常非常的厲害，但同時他們的世界很小，很少人搭過飛機，我在台上講『事件』他們竟然聽不懂什麼叫事件！」
謝慧超說，多數院生很小就開始進出酒店，車上一定帶刀槍，生活中充斥暴力，成長經歷是一般人難以想像的，「雖然他們的年紀離兒童並不遠，卻因為家庭、社會功能失調，身心逐步發展的步調被壓縮，被迫提早成為大人，中間才產生許多的性格偏差。」這些院生在學校通常是失敗者，一般大人會要求自己的孩子不要跟這些「壞孩子」在一起，更把他們推往幫派去，像是毒品、被大人用鐵條打、肚子餓到便利商店偷東西、沒錢去搶皮包，許多一般人眼中的「不正常」在他們看來竟是「日常」。
陶維極跟謝慧超一開始帶著滿腔的愛來此，卻發現他們給太多愛、孩子領太多情，造成孩子強烈希望出院後繼續聯繫，但孩子們的生命故事不該被否定，志工也不該取代他們的父母。因為他們成長過程經歷過太頻繁的欺騙、防備與背叛，有太多太多不守信用的大人，因此第一步不是愛他們，而是在他們身邊無條件的陪伴，並扮演他們生命中少有卻重要的「正向、穩定、可靠大人」角色。
陶維極曾陪伴某個孩子長達一年半的時間，孩子原本冷淡、眼神完全不交會，某一天忽然像換了一個人一樣、熱切跟陶維極打招呼，這過程中發生了什麼關鍵事件嗎？陶維極說：「我不知道有什麼關鍵，我只是始終如一的陪他，也不逼他，更沒責備他：『我對你這麼好、你為什麼不領情！』我接受你、我就在這裡。」
要變好不是像摩托車轉彎，說轉就轉；而是像大艘軍艦轉彎一樣，慢慢、慢慢的轉
除了陪伴，陶維極說志工老師還要不動聲色、不帶道德批判的傾聽。當院生願講出曾做過哪些「壞事」，如果志工老師臉色大驚：「喔怎麼可以，你不可以那樣做！」院生的心門馬上又關起來了，警察、法官跟所有的大人都告訴他們『你錯了』，「他們怎麼會不知道自己錯了，如果不知道就不會這麼痛苦、懊惱，」謝慧超說，他們做的是平和、不批判的聆聽。
等到信任感建立後，生命道德教育才有機會上場。陶維極有一整年一直在講「做人要光明磊落」這個觀念，怕過於抽象，於是陶維極換個方式說：「以後要決定這件事做還是不做的時候，就想著：這件事能不能在派出所講出來？如果不可以講的、就不要做。」
陶維極發現，在他領著孩子一句句念出卡爾奧夫的中世紀《命運詩歌》拉丁翻中文歌詞時，詩歌中描述的悲慘命運彷彿讓院生想到自己，他們也很能專注欣賞畢卡索名作〈格爾尼卡〉中，城市被法西斯地毯式轟炸後的慘況，院生們對藝術、音樂的高度共鳴與天份，常讓陶維極夫妻既驚豔又惋惜。
院生們至少會在院內待一年半，24小時都跟同學在一起，因此特別期待團輔課、成長營，有機會跟外面的大人聊天相處，當他們發現生命中居然出現「正向、穩定、可靠的大人」，會想緊抓關係不放。曾有院生問志工老師說：「你當我爸爸（媽媽）好不好？」謝慧超剛開始為了鼓勵他們，也曾跟孩子說：『一年後，我們外面見！』後來發現志工老師不能幫孩子一輩子，正因孩子太常失望，為了不讓他們再次受傷、他們寧願不承諾，「現在我們能做的是，在他們待在院裡的時間好好的陪伴。」
看見問題根源，才有機會做選擇
謝慧超想做的，是期盼他們走出院外，回到同樣動盪的外在環境時、能找到內在穩定的力量。於是她引進諮商輔導的家族系統排列、生命數字、情緒、認識自我、社會資源的課程，帶孩子一層一層往內看見自己問題的可能根源。
成長營的最後一個活動是「寫信給一年半後的自己」，只見院生們拿起紙、筆，歪頭思考自己一年半後可能在哪裡？在唸書或是工作？希望自己一年半後有什麼改變？院生甲生說：「我不知道一年半後我在哪裡？因為出去以後，我阿嬤說要搬家、重新做人。」乙生說：「我一年半後在成人監（他尚未服完的刑期必須轉向成人監獄）。」丙生則默默不發一語的振筆疾書，偶而抬頭問隔壁同學xx字怎麼寫，對自己的期盼寫滿了整張信紙。
為什麼要院生「寫信給一年半後的自己」？陶維極說，因為他們往往做事只看到眼前、從沒想過後果，沒有錢、去賣毒，沒有吃、去超商偷，寫這封信是讓他們有機會往後看，跟自己對話，有自我期許，並嘗試為這個目標去鋪路。有些孩子會故意嚇志工老師說，一年半後「希望我在當藥頭！」「要回去做兄弟！」但信裡頭大多被寫下的期望卻是：希望我一年半後比現在更成熟，不再讓家人朋友擔心，想過正常生活，想有個幸福的家......「希望他們能記得，這些跟自己內在有趣、親切的對話，也盼望這些信能在他們心中撒下小小的種子，」謝慧超說。
有一年，他們在隔壁班看見了熟悉的院生（丁生）又再入院，丁生特地跟老師要求跟陶維極、謝慧超聊聊，謝慧超沈靜的說：「又見到你了！」跟丁生熟識的陶維極則是以作勢要打人，嘴上念著「你怎麼又來了！」表示親暱的招呼。他們跟丁生坐在院內的石桌椅話家常，丁生說這次進來是因為被仇家找上，仇家把他的頭壓在鐵門上猛打，他被打到非常非常的痛，丁生說：「那時候我一直猶豫，皮帶裡面（預藏）的刀要不要拿出來（自衛），老師，那個時候我真的有想到你們！」憶起這一段，謝慧超心疼的哽咽，她說雖然後來丁生被打到無法忍受、還是拔出刀子，所以傷人、再度入院了，但她只能默默期盼命運守護這個辛苦的孩子，未來那個「有想到老師」的念頭種子可以長成小樹，幫助他一步步的改變。
許多孩子在院裡發誓說要變好，但出去以後，爸爸、爺爺、身邊的人全是幫派，讓他們又遁入迷途。陶維極會跟院生說：「你們要變好，不是像摩托車轉彎，說轉就轉，而是像軍艦轉彎一樣，慢慢、慢慢的轉，最重要的是記住『你想改變』的念頭。」
七年不算短，是什麼動機讓陶維極、謝慧超不間斷地陪在院生身邊？謝慧超說：「因為他們大多本質不壞，很有可塑性，在他們生命困頓迷惘的時刻，剛好可以用上我們的專業，陪他們走上一段，我們跟他們也真的很投緣。」
謝慧超說，許多孩子出去後可能回到熟悉的幫派，但也有在工地打粗工、在大樓當保全⋯⋯「只要是可以用自己的方法繼續好好活下去，對我們來說就叫成功。成功也不必在我們，或許我們曾提供一點點的養分吧。」
文/李宜蓁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親子天下
責任編輯/鐘敏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