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美電影產業分工差異大，台灣產業發展不夠成熟
苗華川強調在大學時期從事的製片工作，讓他發現美國電影產業分工的精細，可以用「一板一眼」來形容。其中一個很大的差異是「工會」。在台灣拍戲，只要你能夠找到演員，雙方談好，或者跟對方經紀公司議約之後就能開拍。但在美國拍戲，除非堅持一個演員工會的演員都不起用，否則參與演員都必須以工會演員為主。舉例來說，如果一齣戲裡面都是工會演員，卻出現一個非演員工會的演員同樣飾演要角，那作品便無法成立，無法獲得工會授權。
工會當初會立下這些嚴格的規範，無非是為了保護美國演員的工作權，同時也能夠在遭遇勞資糾紛時為演員處理。但台灣沒有成熟的影視工業，自然沒有這樣的觀念。這些立意良善的規範，對於學生製作而言就成了很大的負擔，他們必須要去處理這些繁瑣的細節，但對他而言都是很重要的養分。苗華川也提到，製片一職又有細膩的分工，又有總製片、執行製片與聯合製片等等名稱，雖然英文名都是「Producer」，但負責任務各有差異。
「在美國，他們是鼓勵說導演就擔心導演要擔心的事情就好。因為到最後這個電影的好看與不好看可能是來自導演的執行。他們希望導演就是努力的處理好導演與分鏡等創作方面的事情，然後其他的這些給製片照顧。好的製片就是讓導演不用擔憂。」有別於台灣導演有時經常要經常下海籌資募款甚至連發行都要傷腦筋，苗華川道出了台、美分工根本的差異。
苗華川也提及，由於工會的限制，電影拍攝時間一天絕不會超過12個小時，有時八、九小時就可以搞定。因為美國人不習慣工時太長，認為工作人員良好的休息品質也能對作品有所助益。但在台灣超過12個小時卻是家常便飯。另外，他別有感觸的還在於對於安全品質的重視。
「美國不管拍什麼電影，基本上都會有現場的醫療人員與安全人員。但我在台灣的一些經歷，不一定永遠都是這樣，有的時候預算不足就沒有了。但是我遇過太多的電影都遇到意外，有的時候是有名的演員扭到腳，有的時候是更嚴重的一些事情。美國在安全層面的注重當然很麻煩，本來單單一場動作戲，能從桌子跳到另外一個椅子而已，我們可能就要弄一堆墊子。結果一個鐘頭都已經過了，沒時間拍任何東西了，最後只好拍兩個鏡頭就結束。台灣的時間多一點，但是沒有安全措施就容易讓人受傷。」苗華川感嘆。
國片在台灣表現不佳，出走國際為何卻能大獲好評？
至於過去在過去創作上題材上的特色，苗華川則指出關鍵在於「政治性」。端看苗華川執導的作品如談槍枝問題的《刺蝟》（Porcupine, 2017）、講臨終照護的《拔管》（2019）以及他製片的動畫片《內華達》（Nevada, 2017）則是關於一對男女因為在性愛過程中保險套意外脫落，進而觸及到墮胎的議題。而這次他參與製作的《骯髒》則是關於一個白人男孩與黑人男孩的性愛，「跨種族之戀」與「同志之戀」便是這部作品的標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