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台最窮偏鄉教書有多難?師鐸獎得主5個在地觀察,道盡社會總無視的真相…

2017-03-15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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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忠本身就是從偏鄉出生,成為老師後便積極投入偏鄉教育。(圖/天下文化提供)

王政忠本身就是從偏鄉出生,成為老師後便積極投入偏鄉教育。(圖/天下文化提供)

一九九七年,我高雄師範大學畢業後,公費分發來到爽文國中。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這個學校位於南投縣稅收最少的鄉鎮,同時也是全台灣最貧窮的平地鄉鎮之一。我是台南人,為什麼來到這個學校?這部分的細節在拙作《老師,你會不會回來》有清楚的描述,有興趣的讀者請自行參閱,在此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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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個學校之前,對於偏鄉,或者說偏鄉學校,我並沒有清楚的概念。雖然我就讀的國小國中也位在台南縣的鄉下地方,但如果跟爽文國中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別。在《老師,你會不會回來》這本書中,我用了「動物園」這個詞來形容對這個偏鄉學校的第一印象,用詞雖殘忍,但卻真實反映我的感覺。

衝突的對比

「動物園」這個用詞,除了具體勾勒出當時整個老舊校園的荒煙蔓草形象之外,其實更深層的感受是對當時校園內學生的描繪:野性的肢體動作及用字遣詞、無意識地或漫遊或蹲或坐的隱沒在校園植物花草間,以及課堂上多數無神失焦的眼神。我感覺不到對於學習這件事在乎或追求的氛圍。這一切衝突的對比,讓我無法同步我的感官與感受—我其實身處一個叫做「學校」的場域。

無法同步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為我的求學經驗以及師資養成過程。我的國中生活處在一個極度的升學主義環境,雖然學校位於鄉下,但能力分班是常態,用教育界的術語來說:分得乾乾淨淨。整個學校在處理升學輔導這件事上顯得制度嚴謹,且分工明確。什麼時程該由誰進行什麼動作,井然有序、節奏清楚,彷彿幾百年來根深柢固毫不可逆的傳統。該模擬考了、該週六日輔導課了、該晚自習了,一切按部就班的循序漸進。相較於當時的台南市明星國中,我們雖然被視為鄉下學校,但,毫不含糊的,我們那一班六十個學生,可是有將近四十個考上前兩志願的高中。

這樣的國中生涯成為我心中一個偏鄉國中起碼應該要有的樣子:鄉下地方,鄉下孩子,但只要學校有方法、有策略、有系統,低家庭支持的學生一樣可以在學業成就上毫不遜色。雖然那時候在我還未被啟發的腦袋瓜裡,尚談不上因為受教育而從貧窮翻身的這種更高層次的信仰,但在我這一個來自貧窮家庭的小孩心中,我清楚的感受到:受教育的確是可以讓人翻身的—翻得跟都市孩子一樣,在第一志願的明星高中課堂上平起平坐。

高一家裡發生重大變故,一夕之間全家連夜遠走山城避債,這才讓我突然明白,我的受教育與否會決定我以及家人的命運。高中三年的半工半讀雖談不上終日刻苦自勵,但我的確清楚感受,只有透過教育往上爬,才有可能幫家裡惡性循環般的以債養債止血。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立下成為老師的志願。這個志願除了因為感念從國小到國中,乃至於高中的三位恩師以不同方式拉拔扶持我,讓我雖然坎坷艱辛,仍得以一直處在公平而專業的學習環境裡,沒有因為家庭支持力道薄弱,而中輟放棄受教育。因此,我也希望自己有朝一日有能力,可以如同三位恩師一般拉拔扶持辛苦的孩子。另外一個重要考量當然是師範大學的公費誘因,以及大學畢業之後的保障就業,那意味著我有穩定的收入可以改善我的家庭。

翻身的滋味

第一次大學聯考的意外失利讓我一度茫然。重考的前半年,我必須工作,積蓄下半年的補習費用,那半年的每一天,一個明星高中重考生與四位歐巴桑在家庭工廠裡共事,每天重複不須動腦的手工活,日子恍恍悠悠,讓我逐漸不確定我能不能、或者要不要努力考上師範大學當老師。一直到積攢半年的補習費用被父親一夜賭輸,我才發現我竟然一無所有,剩下的,只有國英自數社課本,而這些課本或課本裡的知識,竟是我唯一可以脫貧的仰賴。

與父親激烈衝突之後,我逃離山城遠赴港都,蝸居某棟學生宿舍的樓層夾板之間,打工養活自己之餘奮力啃食書本講義。那是第一次,我真實的知道:這些書、這些知識,是我能夠翻身的最後機會了。

錄取高雄師範大學並以公費生身分就讀,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翻身的滋味。四年大學師資養成結束之後的所有美好想像,彷彿那麼唾手可得。即便那四年的每一天晚上,我幾乎都在高雄市的大街小巷穿梭,趕赴一個又一個的家教或補習班工作,為了應付自己生活所需,以及貼補償還家裡積欠的各項債務,但我樂在其中。天賦加上努力,還有一些好運氣,我很快的小有名氣,成為業界同行口中的名師。

豐厚的收入、家長的殷殷期盼、老闆的器重,以及學生仰望我如仰望偶像一般的眼神,都讓我感受翻身的美好。我的生活所需不但得以應付,並且逐漸綽綽有餘,甚至開始計畫我美好的未來。為此,我保持寄一定額度的錢回家,小心的不讓父母清楚我的真實收入。我嘴上沒有說出口但心裡明白:這一切就是我要的,也是我應得的。

直到畢業填選分發實習縣市之前,我都那麼理所當然的認為,我理當在城市裡發光發亮,憑藉著我認真投入用心準備而成的教學專業,以及四年補教職場磨練而成的流利口才,未來,指日可待的本業及業外收入,將會快速改善我以及我家人的命運。

我們就要翻身了—因為我的受教育,全家將從貧窮裡脫身而出。

填選分發實習縣市時,母親希望我回南投就近照顧家裡的要求,的確讓我猶豫許久。彼時除了家中債務尚須我協助償還之外,母親隨時處於家暴陰影,才是讓我無法斷然拒絕母親要求的主因,再加上我對於偏鄉的錯誤想像所導致的天真認知,讓我終於還是填選了南投縣。

錯誤的想像來自於國中求學的經驗,讓我對於偏鄉產生不過爾爾的天真認知:偏鄉窮歸窮,學校該有的教學資源還是會有;鄉下地方學校小歸小,該有的師資及學習策略還是會有;學生資質糟歸糟,該有的學習態度在老師的要求之下還是會有;家長受教程度低歸低,對於孩子學習該有的關心與要求還是會有;學區經濟差歸差,市區該有的補習班、家教需求還是會有。我在台南縣鄉下國中得到的對待,到南投縣的鄉下學校也會有;我在城市打拚而來的光環與收入,去到南投市區也可以拚出來。

再說,我也不是歸人,幾年過去,家中經濟狀況處理完畢,我就要回到城市,繼續當我的名師。

所以,我沒有如同其他實習老師般,在家長協助下打聽每一個開缺學校的狀況。對我來說,那個錯誤想像導致的天真認知,讓我自在的去到了分發會場,在一陣錯愕中發現,所有實習學校,除了一所位在市區,其餘都遠在山上、山裡或山邊。我是第八順位,在狐疑之中選擇了離南投市區不到二十分鐘車程、前六個順位實習老師跳過的爽文國中。為什麼他們寧願選擇去到更遠的地方實習,放棄了這個地圖上看來離南投市區比較接近的學校?

「動物園」這個形容詞解答了我的狐疑。這個形容詞也讓我無法同步我的感官與感受—我真的身處一個叫做「學校」的場域。

偏鄉學校的惡性循環

整整一年的偏鄉實習生活,讓我對於所謂「偏鄉」有了比較屬於個人式的清楚感受。所謂「個人式」,是因為這些年走訪了台灣更多更多的偏鄉之後,我才有了比較完整的眼界,對於偏鄉的認識也才稍微全面一些;而所謂的「清楚」,是因為我真實的身處其中,除了用心投入課堂教學,也因為兼任訓導組長—負責訓導處四個組的所有業務,並且管理全校所有學生。在包山包海的行政工作中,得以認識並觀察影響學生學習的教育制度、家庭、社區、經濟、文化……等種種條件或因素。

我的一年偏鄉教學生涯觀察如下:

1. 編制不足,導致專業師資不足

第一年(一九九七)在爽文國中實習,我除了任教專業本科—國文—之外,還得任教音樂、童軍、家政、體育,以及輔導活動。當時的我也不明白為什麼,資深教務組長只告訴我因為師資不足,所以必須配上其他科目。為什麼會師資不足?退伍之後再回爽文國中任教,並且在幾年後接任教務組長後,我才明白是因為國民中學規定的員額編制關係。

當時(一九九七)爽文國中全校六班,按照國民中學員額編制規定:班級數乘以二,就是學校可以聘任的教師數量。所以當時爽文國中只能有十二個老師,而這十二個老師需兼任三個處室主任、兩個組長,以及六個導師工作,總共至少十一個行政工作或兼任職務。唯一的專任教師缺額,就必須分擔接任營養午餐祕書等其他業務工作。

所謂「專任」,就是不兼導師、不兼行政、不接職務,在學校裡純粹只教書,但這在偏鄉六班學校幾乎是不可能出現的狀況。兼任行政工作或職務就必須減授節數,兼任導師可以減授四節,組長減授六至八節,主任減授八至十節。以國文科來說,每一個班每個星期要上五節國文課,同時,課程不可以分割,意即一個班級的五節國文課不可以分割成兩節給某老師、三節給另外一個老師。全校六個班總共有三十節國文課,一個專任國文老師規定一個星期可以上十八節,所以需要兩個專任國文老師,才能專業的進行全校國文教學,但如果兼任了導師,一個星期就只能上十四—十五節。

因此,如果國文老師恰巧全部兼任導師職務,那麼至少需要三個國文老師才能消化完這三十節國文課。以此類推,如果國文老師兼任了組長或主任,減授的節數就更多了,那麼需要的國文老師就要更多,否則應付不完六個班的三十節國文課,除非找非國文老師來上國文課。事實上,非專長教師授課這種情形在當時的偏鄉比比皆是。

因此,當時的爽文國中教師結構就是三個國文老師(兩個非專長授課教師)、兩個英文老師、三個數學老師、兩個自然老師(一個非專長授課),以及兩個社會老師(一個非專長授課)。至於音樂、美術、體育、家政、電腦、輔導、童軍、工藝、健康教育……等科目,就由當時僅有的五科老師分配上課。據我印象所及,當時這些由非專長教師配課科目(國英自數社以外)的上課狀況,大致是學生自習—放牛吃草有之,放卡帶聽流行歌有之,操場閒晃聊天散步有之,借給主科老師考試,或直接拿來上主科,都算是不錯的使用狀況了。

2. 教師專業及熱情不足

在爽文國中實習那一年我所觀察到的第二個現象是:除了非專長授課導致教學專業不足之外,即便是專長授課的科目,也呈現照本宣科的上課狀態。

當時除了我及某位主任之外,其餘教師都不是來自師範大學本科系。在我的第一本書以及這幾年的演講中,我不斷強調,師範大學畢業並不是教師專業的絕對保證。教師專業包含學科專業及教學專業,許多非師範大學畢業的教師,一樣能夠在中小學現場展現出極為專業的教學水準。這除了在師資培育的過程中所建構的學科專業及教學專業之外,更重要的是不斷自我要求精進,以及一份對於教育的良知與責任。

當時的爽文國中教師,教學最專業的是教導主任。雖然不是數理本科系出身,但嫻熟教材及教法,學生學習成效不錯。除此之外,只有極少數幾位雖然學科知識有限,但對教學具責任感,願意盡力拉拔孩子學習。其餘大多數老師不但學科專業及教學專業不足,更缺乏自我精進的熱情與責任感,對教育缺乏使命感。教師這份工作對他們而言,不過是倒數計時等待退休。

那時的我不清楚他們之所以能夠成為教師的原因,多年以後才約略明白:民國五十七年開始延長國民義務教育為九年,國中教師需求增加,但合格教師不足,且不願意到偏鄉任教,因此許多偏鄉國中只能將就應急,聘用原本不具備教師資格的大專畢業生,導致偏鄉學校教師來源良莠不齊、因陋就簡。

教學專業不足的先天條件及歷史背景我後來理解了,但當時卻不明白為何我的教師同儕會這麼缺乏熱情。當時的我雖然也自覺會是爽文國中的過客教師,但仍然兢兢業業的在每一天的教學與行政工作中,期許也要求自己當一天和尚敲一天鐘,並且好好敲鐘。我尊重當時爽文國中教師長期待在偏鄉付出的勞力勞心,但教學專業不足是不爭的事實,熱情不足更是令我不解且無法苟同的真實現象。

3.家庭支持力道極低

由於學校長期教學效能不彰,學區內經濟稍好或較注重孩子學習的家長,絕大部分會在國小時就將孩子送往市區學校就讀,最遲也會在孩子國小畢業時選擇將孩子轉往市區國中。爽文國中學區離南投市區不遠,包括當時南投縣明星國中在內的幾所市區大型國中,離爽文學區只要十五至二十分鐘車程,但在地國小畢業生留下來就讀爽文國中的比率約僅五成左右,而留下來的學生來自弱勢家庭(單親家庭、隔代教養、依親家庭、低收入戶及新移民家庭)比率極高,約有七成,家長關注孩子學習的家庭比率極低。

實習的第一年,每天開車上班的途中,總會看見私家轎車或家長租用的小巴士將學區的孩子載往市區上學。一樣是上學去,不知道為什麼,那些背著爽中書包、穿著爽中制服的孩子,多半暮氣沉沉,低頭緩步前進,對比車內那些轉出去就讀市區學校的孩子,總是給我相形見絀的感覺。或許是心理作用,我甚至會發現學生把書包上印有「爽中」的那一面朝向自己,似乎有意無意流露出矮人一截的心緒。

當時爽中的家長對於孩子學習的關注程度極低,我幾乎沒見過家長到學校與老師討論孩子的學習情況。親師座談出席人數幾乎是零,只有三年級那一班升學班的家長會出席,運動會也是,畢業典禮也是。除了這些表面上的形式關心極少出現之外,從孩子們參與學習活動的被動、消極、無所謂等表徵,更可以感受家長在形式以外的實質關心與要求也幾乎不存在,更別提學習落後時的協助補救作為,以及學科學習以外的多元學習支持。

尤有甚者,家長本身的價值觀偏差,反映在教養不力導致生活常規偏差,這可從我在演講時描述過的場景可見一斑:放學時,騎著摩托車來接孩子的爸爸,在孩子跨上後座時,極其自然地隨手往後遞了香菸,孩子接過後,熟練地點火,深深吸了一口,吐出,然後從我面前呼嘯而過。

4. 社區經濟不利,導致文化不利

爽文國中所在學區的窮,我當時的確可以嗅得出來,不論是從同事的口中描述耳聞、從學生的物質表徵可知,甚或到社區走動時的所見所感。

但在多年以後,我才得知這個學區所在不但窮,它甚至是南投縣稅收最少的鄉鎮,全台灣最貧窮的平地鄉鎮之一。

因為窮,印象所及,當時的爽文國中教學資源極為缺乏。來自政府的固定教學資源經費是根據學生人數核撥的,因此教具短缺陳舊、教學設施簡陋殘破,社區能夠給予學校教學資源的協助幾乎闕如,學生的上課資源就是課本及自修。我最常看見數學老師拎著木製三角板晃過,彷彿還可以看到蛀蝕的木屑掉落。圖書館的藏書,年代久遠,泛黃的紙面,似乎一經翻頁就要剝落。

經濟不利導致的文化不利,反映在整個社區的文化刺激真空。當地沒有任何可以提供文化資源的場所,只有老人集會的活動中心翻飛著幾張報紙,以及大樹下三三兩兩散落的各式佛書道義。學生的文化刺激來源就是電視台,那些娛樂新聞裡,影視明星的過時動態及軼聞趣事,就是他們認識這個封閉偏鄉社區以外世界的唯一(幾乎是唯一)來源。

唯一之外的,就是宮廟裡的成年人或失學青少年所描述的社會百態。透過陣頭的聚會糾眾,爽文國中當時的男生為數不少都是陣頭成員。民俗文化的底蘊尚未薰陶感染,菸酒粗話倒是快速習染上口,接著便是把扭曲的社會化價值觀帶進學校。校園裡隨處可見男孩三三兩兩聚集,練習踩踏各式官將首的步伐,嬉 笑怒罵裡串串夾雜三四五六七八九字經;女孩或蹲或坐圍觀,討論著假日隨陣頭出軍外縣市宮廟的所見所聞。

校園內沒有合時合用的教與學資源,校園外沒有正向健康的文化刺激,貧窮導致的文化不利,就是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在這樣的偏鄉學校惡性循環。

沒有夢的未來

誠如前言,這是我的第一年偏鄉實習觀察,粗淺、直覺而個人,但這些因素的確直接間接反映在我偏鄉課堂校園裡的學生學習樣貌上:

1. 學習動機低落

「不想」和「不動」充斥在當時的爽文國中校園課堂裡。講台上,老師意興闌珊唸著課本,講台下,學生意興闌珊的或睡或發呆。「學習」這件事,甚少在課堂發生。

2. 基本能力不足

因為「不想」和「不動」,所以導致「不會」和「不懂」。大部分學生的聽說讀寫算能力和我大學時家教學生的水準差距甚大是必然的,但距離同年級學生該有的平均水準也相去甚遠。這反映在當時以升學考試分數高低選填高中職志願上,就是超過七成的爽文國中畢業生只能就讀不需要分數也能報到的某些私立高職。

3. 成功經驗缺乏

專業師資不足,以及家庭支持力道低的雙重影響之下,學生缺乏學習的成功經驗。除了對課堂上的學科學習意願薄弱之外,學校學習以外的同儕次文化團體,或社區宮廟陣頭組織,成為他們感受成就感的場域,也加速他們因為過早社會化而產生的心理生理不對等的錯置成熟表徵:嘻皮笑臉的回應學校的管教要求,稱兄道弟的敷衍老師的學業指導。

4. 學習氛圍淡薄

普遍的經濟不利導致廣泛的文化刺激不足,型塑常態的不學習校園氛圍。學生關注的焦點大多不在「學習」這件事,加上多數教師的缺乏熱情,建構出一個極少發生學習的學習場域。因為心思焦點不在學習,所以程度輕重不一的校園偏差行為每日上演著。近朱者赤的形成惡性循環:所謂的「好學生」不願意留在學區就讀;所謂的「壞學生」經過三年深造,成群結黨,造詣日深,校風日下。

5. 夢想願景短淺

上述所有樣貌歸結到最後,學生對於離開校園後的想像與期待,多數就是立即就業。即便升學私立高職,也多半是隨波逐流,因為不知道能夠做什麼。學長姐這麼去了,學弟妹也就跟著去;學長姐半工半讀了,學弟妹也跟著半工半讀;學長姐索性輟學全職工作,學弟妹也跟著就這樣了。加油站、工業區、洗髮剪髮端盤子站櫃檯修理機車汽車,能力好一點或眼光較為要求的女孩男孩,幾乎都離鄉或遠嫁,留下來的男孩女孩,沒有更大的夢想,也不敢夢;沒有更遠的願景,也不敢願。當兵退伍結婚生子,一代又一代永無止盡的惡性循環。那個年代,我看見的爽中畢業生,多數在幾年內就會走上這一條殊途同歸的路。

作者介紹│王政忠

臺灣唯一獲得Super教師獎、Power教師獎、師鐸獎三冠得主。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現在是南投縣立爽文國中教導主任。

因為教育,讓他得以從貧窮翻身,所以他投入教育;因為老師,讓他得以從弱勢脫困,所以他成為老師。

他在全臺灣最貧窮的平地鄉鎮學校落腳,奮鬥二十年,心心念念要給偏鄉孩子一個專業而公平的教育機會,成功創造爽文經驗。

王政忠相信「先談教學,再談教育;先給支持,再談改變。」更堅持Teachers get support,Kids get hope. 因此於二○一五年發起名為「我有一個夢」的全國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短短兩年,超過七千人次教師參與其中,推波助瀾台灣教師參與網路教學社群人次翻倍,直逼十萬,掀起台灣教育史上最大教師自主學習浪潮。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天下文化《我有一個夢:一場溫柔而堅定的體制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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