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或大腦功能的確可能產生缺陷,但是因為這些缺陷而造成極端痛苦的,更多是因為人們如何被看待、如何被接納、如何愛與被愛,決定了我們對自己產生何種信念。
這也是個令人欣喜又沮喪的結論。欣喜的是,我們不再被貼上「有病」的標籤,因為社會因素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並非個人的心理殘缺導致痛苦。但這並非要推卸個人的責任,個人還是有義務和職責去爭取「身為一個人」的價值,那不是賺多少錢或多高的地位,而是如何展現出尊重、同理與貢獻的「人味」。
沮喪的是,大環境因素需要更多努力才能有些微改善,那好像也意味著我們的狀況不會有一種立即的特效藥。
但我們也須認清的是,精神痛苦從來都沒有特效藥。
那些告訴你吃了馬上不憂鬱、不焦慮的藥丸,就像立即止痛的麻醉劑,失去感覺時忽然神清氣爽,但藥效過了再度陷入劇烈疼痛,甚至需要更多的藥丸、以及沒有藥丸之時更會矇上一層焦慮與挫敗感。
因此,我們仍需保有耐心和信心,一層一層撥開憂鬱、焦慮與恐懼的成因,看見自我的每一種可能,才得以做出最適當的選擇。
這需要很大的勇氣。
最後,作者將精神痛苦的原因歸給社會因素,而非傳統的個人因素,這當然引起一些反彈,因為許多童年創傷、家庭失和、伴侶關係碎裂等等。可能還是需要回來探討細緻的個人內在與人際互動。但是,我們可以從這大聲疾呼的概念裏頭反思:
1. 有沒有可能,這些個人因素終將推演回社會因素?
2. 在充斥個人因素的病理觀中,是否需要另一波極端的聲浪才有可能讓人們正視社會因素?
如同作者說道:「能動者獲得一種新的感覺,於是能以從未知道的方式形塑周遭事物。」
我們對於精神痛苦的態度也是同樣的。當得到了新觀點,原本歸咎於個人因素的想法被鬆動,得以加入更廣泛的社會因素觀點,才能對於理解、協助與治療精神痛苦更有幫助。
畢竟不論從哪一個觀點切入的助人者/自助者,最終希望的都是舒緩情緒、重拾快樂。
我們也才得以對他人和自己的無力與崩潰,有更多的同理、諒解與安慰。
作者介紹 | 莊博安諮商心理師
看見心理諮商所諮商心理師。愚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營運長/藝術心理行銷總監。擁抱心理工作室共同創辦人。遠距諮詢APP Farhugs遠距醫療顧問。各大專校院與社區機構講師。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研究推廣組委員。女人迷、泛科學、失落戀花園專欄作家。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YOTTA 。(原標題:《精神疾病製造商》為什麼我們越工作越不快樂?)
責任編輯/柯翎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