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在美國大選中的勝利固然給市場帶來很大的衝擊，但其上任後預備實施的政策，或許才是他影響力的真正來源。其中，又以其鮮明的貿易保護主義立場，對全球經貿體系的潛在影響最大。雖然，不論學界或實務界都認定保護主義終將傷害國家的利益，但在人云亦云的抨擊以前，有些問題也值得我們思考：自由貿易的利益何來？ 它如何影響貿易國的經濟？最後，為何大力鼓吹自由貿易、作為資本主義宣揚者的美國，會走向保護主義的回頭路？
一、自由貿易的理論基礎：分工合作的效益
1. 優勢對等的兩國貿易：絕對利益
對自由貿易的推崇，最早約可追溯自1800年代由亞當斯密提出的絕對利益理論。基於每個國家生產要素初始配置有別，它們在不同生產活動方面可能自然展現優劣差異，故此時若每個國家各自從事自己最擅長的活動、再交換生產成果，便能使生產要素被最有效率地利用、又使兩國都能享受到額外產出。
2. 強國與弱國間的貿易：比較利益
時間進入19世紀，革新帶來經濟成長的同時，也使國與國間經濟實力的差距持續擴大、強國與弱國間的分野逐漸清晰。實力較強的一國，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在各方面都較弱勢國佳，那麼，為何還有從事貿易的必要？由李嘉圖等人提出的比較利益理論，便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不論生產要素稟賦和要素的使用效率差異有多大，生產時間對各國來說是仍是平等的，故強國作生產決策時，還必須考量到機會成本。最終，弱勢國將專精於相對弱勢不明顯的生產活動、而強國則專注在絕對優勢最大的活動上，此時兩國貿易仍能給雙方帶來福祉。
二、自由貿易的悖論：假設基礎的崩壞
方才討論的比較利益、絕對利益理論，為近代自由貿易奠定了基礎。從新自由主義盛行的1980年代後期起，一連串的貿易自由化行動接連展開，包括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形成、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立、乃至近來各式地區性經貿合作協定的簽立，背後都有著對自由貿易的共同信仰。
如果自由貿易果真如理論般可以為各國人民帶來福祉，那麼為何貿易協定常常會在參與國內引發民眾抗爭呢? 究其原由，乃因理論是在基於許多假設的理想世界中建立的，在套用於現實後，失效的假設便造就了理想與實際的落差。
國內生產要素無法自由流動：自由貿易造成失業
在19世紀中葉以前，也就是自由貿易理論發跡的時代，輕工業才剛萌芽、對原本從事農牧業的勞工而言，尚無太大的技術門檻，因此當時的人力資源仍在各種生產活動中有很高的泛用性。這些時空背景，造就了自由貿易模型中生產要素可被自由運用於所有生產活動中的假設。
然而，在今天這個高度專業化分工的社會中，人力資源已不如過往般可以自由投入於各種生產活動當中、從而，當個人專擅領域與所屬國家專業發展的產業不同時，便會造成結構性的失業現象，導致財富重分配而引發抗爭。 我國在2002年因加入而開放稻米進口後，直接威脅農民生計、引發白米炸彈客等社會案件，便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經濟成長及技術進步主導國家發展：貿易地位決定國家發展
原始的自由貿易理論，並未考量到國家資本累積促使技術進步、經濟成長的狀況，更不曾考慮產品特質的差異。實務上，各種產品的附加價值可以有很大的差距，而從事的生產活動也決定了資本累積與技術進步的速度。
而殖民地經濟便是一個決策者刻意忽視國家經濟成長的例子：殖民地多從事低技術、勞力密集的農業或輕工業，其技術成長有限、不利資本累積，且產出價值低落、多數所得被用於交換母國產品；母國則因此省下大量勞力而有餘力進行創新、並以貿易所得累積資本，持續的技術突破又可拓展產品的終端市場、增加產值，形成正向回饋，造就經濟成長。
而今，實體資本與創新能力成為國家發展的主要驅力，而生產資源的配置，更攸關一國未來的經濟地位。從而，貿易地位已不能從短期的比較利益觀點出發、而必須繫於一國長期的發展策略。
國際貿易對手風險：小國的潛在危機
理論上，國對國貿易不過是兩國生產者貿易的延伸，與個人貿易並無太大區別。然而，當國家的力量介入後，貿易便不再如此單純。就比較利益理論而言，大國的生產能力使其具有談判優勢，在決定貿易對象時握有主控權。實力較弱的小國，一般就較低技術、低附加價值的產品具比較利益，但若傾一國之力發展單一產業，其經濟將高度受該產業的市場競爭影響。而衍生交易對手風險：未來若有其他較本國更具競爭力、比較利益程度更高的競爭對手出現，大國極可能因而改變貿易對象，使本國產品失去市場、經濟更可能因而崩潰。
三、美國實施保護主義的考量
由以上論述可知，單憑自由貿易理論來決定國家的貿易地位，在今天的世界中已非適當；但放棄自由貿易利益的保護主義，又有什麼正當性基礎呢？川普要求美國製造業回流、保護本國利益的作法，是否真有其理由？
保護本國就業機會、要求企業回哺母國
如前所述，真實世界中人力資源會有適任性問題，無法自由在各個生產部門間流動，故當一國產業結構改變時，容易衍生失業問題。以經濟高度發展、勞力成本快速提升的的歐美國家而言，相對勞力密集的製造業缺乏競爭優勢、紛紛外移到成本較低廉的亞太地區。結果，產品價格是更便宜了，市場是擴大了，但歐美本土卻面臨失業問題。此外，美國政府也認為部分根源於本土的跨國企業，其自國內獲取的資金與人力遠遠超過其對母國的貢獻。因此，要求國內企業將一定比例的生產流程留在本地、同時對回銷本國的海外製品課以一定稅責，有其促進就業、強迫跨國企業反哺母國的功效。
保留製造能力、防止過度仰賴海外生產
記得在比較利益理論中，大國原本對所有生產活動都有絕對優勢嗎？但如果大國在貿易中只專注發展自己絕對優勢最強的項目，結果它很可能反而喪失了原本具有的優勢，必須仰賴貿易對手來供應其他產出。這也是當今許多先進國家面臨的危機──製造業的長期外移趨勢造成持續的技術外溢、而留根境內者投入於精進工藝水平的支出相對趨減，乃至部份生產程序必須仰賴外國代工。Amazon的Kindle就是一例-當初原定在國內生產的計畫，因當時境內沒有製造商能符合技術要求而告吹，轉而委託臺灣廠商代工。
基於確保本國技術實力的必要性，要求於母國註冊的廠商遷回較具技術性的製程，便是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在執行面上，考量產業鏈多已高度專業化分工的事實，遷回模式除了母國廠商直接返國設廠外，尚包含海外代工廠將生產線遷至委託廠商的母國。
保護主義有其正面意義、得失權衡端賴人為
綜合以上論述，筆者認為自由貿易雖有其不可否認的價值，但部分假設隨時代變遷而不再成立，使它也帶來許多副作用。而針對自由貿易衍生的問題，川普所推行的貿易保護主義，在保障就業機會、強化製造業技術實力、及抵禦外國削價競爭上，確有其意義。依筆者的觀察，川普主張的貿易保護政策，其中有關製造業回流的部分，應有落實的可能性，並能為美國帶來製造工藝水平精進、降低對海外生產仰賴度的長程效益。執行上，則必須恩威並施，方能達到鼓勵廠商回流的效果。
在向企業施壓方面，美國政府的政策工具已可謂十分豐富，包含回銷美國市場的外加稅賦、企業全球所得稅捐追稽、行政規範從嚴適用等，已經迫使蘋果等代表性廠商開始謹慎考慮生產線遷回的得失。
然而，美國本土生產成本較高確實是不爭的事實，且在充分競爭的市場中，生產者很難將額外成本完全轉嫁給消費者，故政府的補貼在政策執行上有其必要性。補貼的形式則可以是直接補助建廠成本與土地租金、降低企業稅，也可以是變向的監理寬容，如：豁免或放寬適用部分行政規範、推定誠實報繳稅捐等。
至截稿日為止，市場已有包括鴻海在內的許多海外製造商開始評估赴美設廠的可能性，縱然囿於生產成本及勞工素質、產業鏈完整性等考量，今年內完成大舉遷移的可能性不高，但在可見的將來，標有「美國製造」的產品或許將更常出現在生活中。
文/ 黃楷瀚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維京人酒吧（原標題：保護主義的反撲: 自由貿易的悖論與省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