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壓抑
背後腳步急促。來不及回頭，後腰被人重重推了一把。一個黑影，邁開兩條長腿，飛身彈開。朋友追過去用波斯語呵斥，黑衣少年竟在街角停下來，扮個鬼臉，一閃又不見了。
我和朋友都穿著長袍，自然跑不過他。一輛汽車戛然停在我們面前，中年男人探出頭，問要不要幫忙。少年已不見蹤影。這樣的事情在德黑蘭每天都會發生，朋友和車裡的男子齊聲罵了幾句不良少年，也就作罷。「因為你是外國人。」朋友說，雖然本地女子也會遭黑手，但外國人是過客，更容易被欺負。
「百分之三十五的伊朗男子性壓抑。」賈維爾這樣向我解釋這件事。他堅稱是官方統計數字，但又找不到出處。反正，這情況很普遍就是了。
找賈維爾聊天，起初是為了瞭解德黑蘭地下音樂。很快我發現沒有外界想像得那麼「地下」。他的四人樂團，常在一個展覽館門前演出。那裡有一片草地，參差幾棵樹，天氣好的晚上，路人聚攏來聽歌，還可能留下一點錢。樂團有一杆銀笛，兩把吉他，有時玩爵士，有時由賈維爾唱些歐美流行歌曲。他自己也寫歌，還在練習吉他。
他們在這裡演出已經三年。伊斯蘭共和國成立之初，禁止音樂創作和表演。宗教音樂的演奏者要躲在布簾後面，不讓觀眾看見樂器。三十多年來，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儘管法律表述沒有鬆動，在德黑蘭見到街頭樂團、海外唱片的機率還是很高。一些異常生猛的波斯樂團跑到歐洲或者杜拜出唱片，再走私回伊朗。風向時緊時鬆，賈維爾他們跟地區警察混熟了，警察就不專門找碴。用他的話講，伊朗街頭音樂表演是「非法而公開」。但今年他們惹怒了附近一個新住戶。這位高等法院法官衝下樓威脅：「太吵了！ 信不信我把你們關起來！」樂團答應小聲點。「法官也不能直接抓走我們，還是得交給警察。」賈維爾說起來滿不在乎。
第一次見賈維爾和他的樂團時，剛聊了一會兒，一個當地攝影師急匆匆趕來，拉我去看一個「地下樂團」排練，說是只此一次機會。賈維爾和我們同去。汽車七拐八繞，四十多分鐘後仍不知身在何處。就在我開始緊張時，攝影師指著一扇住宅大樓鐵門：「到了。」按門鈴響，裡面的人警告：最多兩個人進去，停留不超過十分鐘。
賈維爾留在外邊。我和攝影師轉上三樓，厚厚的門板背後，整個房間隔音良好，還有一間調音室。其中一位老家在阿富汗，用傳統樂器演奏。問他們唱的內容，「魚樂團」主唱說，只是鄉村生活。大概是我問了兩遍歌詞內容，主唱有些敏感：「你是想問政治嗎？ 我們不唱政治。」
他們急著要走，不是有什麼風險，而是要趕去看世界盃球賽。走出來的時候，賈維爾倚在車上吃冰淇淋，帶點嘲諷地問我：「怎麼樣？」他說給其他搞音樂的朋友打了電話，瞭解到這支樂團的背景：「他們是有錢人，不愁吃喝，現在玩音樂的都管自己叫『地下』，時髦罷了。」賈維爾寫下他的歌詞：
如果我們沒錢／打倒美國
如果我們吸毒成風／打倒美國
如果梨樹結不出蘋果／打倒美國
「不管伊朗發生什麼，政府都會遷怒外來勢力。」他還寫過一首〈狼與狗〉，諷刺伊朗總統選舉候選人都差不多，「他們只是俄羅斯的馬前卒」。正當我驚訝於他犀利的政治批判，賈維爾又轉入伊朗式陰謀論：「世界不過是由一百來人統治著，我們說什麼做什麼都微不足道。」
我們在樂團經常演奏的草地上坐著，吉他盒攤開在旁邊。賈維爾嫌自己彈得不夠好，不像樂團另一個成員阿拉達旺，玩吉他十四年，技藝純熟。「他自己就是把樂器，而我的武器是想像力。」賈維爾非常享受和樂團在一起。
同一片草地，幾年前，他曾捅下大婁子：一個巴斯基跟弟弟發生口角，向他噴胡椒水。賈維爾過去打成一團。巴斯基落跑後，賈維爾情緒失控，沿著公園高聲叫罵何梅尼和哈米尼。警察聞訊抓人，關到深夜，直到爸爸過來領人。
他還記得警察說：「趕緊回家吧，別出來鬧了。」賈維爾很感激，警察也有好人。
「為什麼要罵精神領袖呢？」
回憶那天的突然崩潰，他說是因為多年和父母弟弟擠在狹小的房間，逼仄難忍。「那年我二十一歲，從來沒有女朋友。」
「如果沒有女朋友／打倒精神領袖。」我替他續了一句歌詞。
賈維爾笑了：「這真得怪他們。」他在我的筆記本上畫了一個「馬斯洛需求層次金字塔」，頂層是「自我成就」，最底層是「呼吸、食物、性、住房、健康」。他在「性」上劃了個叉：「我們的政權非常聰明，管住人最基本的需求，於是我們滿腦子就剩下這些，其他什麼都不想了。」
伊朗禁止公開戀愛。儘管女人戴面紗、男女授受不親等伊斯蘭習俗，在一九七九年革命之前就在伊朗社會存在，但是革命之後才寫進法律，出動風紀警察監管。性禁忌還常常與政治聯繫在一起。異議者不管做了什麼，對他們的譴責首先跟性醜聞扯上關係，並迫使他們向公眾懺悔。「我們的傳統文化還是比較保守，一提『性醜聞』，大家馬上覺得這是個壞人。」賈維爾說。
性有時還比政治更危險。賈維爾有一本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這本書刻畫了一個處處受到監管的虛擬社會，在伊朗翻譯並出版的波斯文版，刪去了幾處溫斯頓與茱麗葉溫存的性描寫，其他都保留了下來。
「我的生活全在上面，可是竟然在伊朗出版了。」賈維爾覺得不可思議，而且發行日期是在一九七九年革命之後。
跟巴斯基打架之後沒多久，賈維爾有了第一個女朋友。他們「找來一本書」才知道該如何親近，經常更換約會地點，出門走在一起要非常小心，說不好什麼時候警察上來檢查身分證。非正常交往令賈維爾焦慮，「女朋友像毒品一樣，越交往越空虛。」他的女友換了好幾任，最後認定一個人清靜。
「在這裡什麼都是不自然的，笑話也不能亂講。愛情，不是我們現實生活中的東西，它更像是一種需求，因為得不到，我們只想要它。」
他說自己追求的快樂其實很簡單，就像上星期樂團表演西班牙語歌─他們不懂西班牙語，只是從網上下載不知誰的歌來模仿。晴朗的夜晚，樹下人越來越多，最後聚集了兩三百。賈維爾從手機裡翻出錄音，放給我聽：樂團重複一句歌詞「哈比落羅羅羅、鳥哪兒多多」，所有人跟著唱，錄音裡傳來年輕女子銀鈴般的笑聲，水波一樣蕩漾開來。沒人知道唱的是什麼，只是不知所謂、純粹的快樂。
「那是我最美好的夜晚。」他嘴角帶著笑意。那晚，法官沒有出現。
更危險的是鄰居
有天我經過車站廣場，三個中年人在街邊演奏。唱的是波斯語，舒緩曲折。主唱有時放下吉他，
盯著過往的人放聲，肩膀微微震動。對面石護欄上，坐著一個年輕人，全神貫注地聽著，手裡攥住一疊廣告傳單。
樂聲暫停。他轉過頭來，滿面光彩，對我說：「我喜歡街頭樂團，他們把人內心的情感釋放出來。」
二十一歲的賽義德，翻譯剛才那首歌結尾，反覆唱的是「我感到很假，就像你說你愛我」。「可是我的愛情並不空洞。」他的眼睛亮起來。他想跟陌生人聊聊愛情。
「你知道，這裡不能公開談戀愛。」他沒有猶豫，甚至沒有問我想不想聽。有天他跟女朋友約在商場碰面─賽義德平時在伊朗北部念書，放假才回德黑蘭─兩人三個月沒見了，賽義德激動得抱起她親吻。「你猜怎麼樣？ 周圍竟然響起了掌聲！ 商場裡的人為我們鼓掌！ 不過我趕緊拉著她逃走，這會惹麻煩的。」
說到戀愛的懲罰，他的一個朋友帶女友回家，遭鄰居舉報。在伊朗，比警察更危險的是鄰居，所以很多人家白天都拉著窗簾。警察衝進來抓走兩人，驗身發現女孩不是處女，各判一百五十鞭。結果，女孩在家庭壓力下，上法庭指證男孩蓄意侵犯她。男孩受了鞭撻，遍體鱗傷，三個月下不了床。
「那戀情當然無法繼續，他只記得他喜歡的人滿嘴謊言。」賽義德和女友薩巴見面非常小心。他對她一見鍾情時，那女孩才十六歲。三年來，他們密會的地點，在一個咖啡館頂樓廢棄的天台上，只有一次被人撞見訓斥，兩人迅速逃脫。他們情感的障礙在於，女友家庭不能接受。「我只是個窮小子，她家很富有。」
為什麼願意告訴我這些呢？「你是外國人。」他相信我會把這些故事帶走，像一個裝了秘密的漂流瓶。他也不介意我寫他們的故事，只要不用真名，相愛的人有宣之於世的衝動。這真是難得的信任。在伊朗，我感受到當地人熱情待客的傳統，但同時，他們的擔驚害怕又是那麼強烈。有時他們向你敞開心扉，又慌忙合攏，那是高壓底下形成的自我保護。我建議賽義德下次帶女朋友一起來，他說薩巴一定很高興跟我交談。
作者介紹｜周軼君
現任《端傳媒》國際頻道主任。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阿拉伯語文學學士，英國劍橋大學國際關係碩士。2002至2004年，任新華社駐以巴地區記者，期間是唯一常駐加薩的國際記者，曾採訪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阿巴斯，對哈馬斯組織創始人亞辛的專訪被多家國際傳媒轉載，關於以巴衝突的文字、攝影故事獲得國際多個獎項，曾被評為「中國記者風雲人物」。2005年出版《離上帝最近——女記者的中東故事》，除政治人物外，亦白描當地一般民眾的生活面貌，辛酸痛苦伴隨幽默溫馨，展現衝突下的人性。
2006年起任職香港鳳凰衛視，並定居香港。繼續奔波在國際熱點地區，經歷尼泊爾改制、南北韓危機、戰後阿富汗、伊拉克重建、烏克蘭戰爭、南美民粹崛起、埃及、利比亞及巴林等一系列政變，亦有實地觀察美國與歐洲政局。
她的國際新聞分析、隨筆常見於《風傳媒》、《端傳媒》、《金融時報》中文網，也常受邀「鏗鏘三人行」談話節目。
本文經授權轉載八旗文化《拜訪革命：從加德滿都、德黑蘭到倫敦，全球民主浪潮的見證與省思》（原標題：愛在德黑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