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這一門醫學專科起源於19世紀的精神病院，1844年，13位開設小型精神病院的醫師聚集在費城，創立了美國精神病患機構院長協會（Association of Medical Superintendents of American Institutions for the Insane）。
當時的精神病院提供的是一種環境照護，叫作「人道療法」，這種照護方式是由貴格會教徒引進美國，在那時候的成效頗佳。
大部分精神病院50%以上的初次住院患者都能在一年內出院，而且其中有一定比例的患者，出院後就再也沒有回到醫院。19世紀曾有一個針對烏斯特州立精神病院所作的長期研究，發現該院984位出院患者中，有58%的患者終身情況良好。
然而到了19世紀後半，精神病院的規模迅速擴大，社區內的老年人和梅毒患者等神經症狀患者都被扔到精神病院，這類病人根本不可能痊癒，人道療法因而被看成一種失敗的照護方式。
設想一種新穎的精神醫學
在1892年的聚會中，這些精神病院院長立誓拋開人道療法，轉而採用物理治療。
精神醫學新時代的曙光乍現，他們很快就開始傳揚許許多多物理治療的好處。他們說各式各樣的水療，包括高壓淋浴、長時間泡澡，是有幫助的。其中一間精神病院報告提出，為患者注射綿羊甲狀腺萃取物能帶來50%的治癒率；還有醫師宣稱，注射金屬鹽、馬血清，甚至直接注射砷，可以讓瘋狂的心智恢復清明。
特倫頓州立醫院院長亨利·柯頓（Henry Cotton）在1916年報告中說到，他治療神經失常的方法是拔掉病人的牙齒。有人說發燒治療有用，也有人說深度睡眠療法有用，只是這些身體治療的報告雖然在一開始看起來大為成功，但都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精神病院的醫師們熱烈擁抱一種直接作用於腦部的三合一治療，被大眾媒體稱為「奇蹟般」的治療—至少最初如此。
首先是胰島素昏迷療法。醫師先為病患注射高劑量胰島素，讓他們因血糖過低而陷入昏迷狀態，再幫他們注射葡萄糖，讓他們活過來。
《紐約時報》如此解釋，這時候「腦中的短路消失了，正常的電路重新開始作用，他們因而能恢復理智、認識現實。」接著是痙攣療法，也就是利用四氮五甲烷（Metrazol）這種毒性物質，或電擊的方式，引發病患的痙攣；等到病患清醒之後，就不會再有病態的思想，取而代之的是精神上的幸福感；至少精神病院的醫師是這麼說的。
最後一種「劃時代」的療法是額葉切除術（lobotomy），用外科手術摧毀大腦額葉（frontal lobes），立即就能顯示成效。《紐約時報》說，此一「靈魂的手術」，能夠「在數小時內，讓野獸化作溫馴的動物」。
《哈潑》、《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週六晚報》等知名報章雜誌經常登出此類文章，社會大眾便有理由相信精神醫學對於治療精神疾病已有重大進展，與其他醫學領域一樣突飛猛進。
但二戰才剛結束，社會大眾就被迫面對一項與這種進步訊息截然不同的事實，除了感到震驚，也讓人無法置信。當時有42萬5千人被鎖在美國國內的精神病院，一開始是《生活》雜誌，再來有記者雅柏·德伊琦（Albert Deutsch）出了《國恥》（The Shame of the States）一書，以照片帶美國民眾深入這些老舊設施的內部。
一絲不掛的男人在空蕩蕩的房間內縮成一團，在自個兒的糞便裡打滾。穿著粗布罩衫的女人，光著腳被拴在木條凳上。病患睡在破洞的帆布床上，寢室嚴重爆滿，病患得爬過床腳才有辦法走出房門。一系列影像呈現出管理的疏失，以及病患遭受的痛苦，教人難以置信。書末，德伊琦用一個你一定能想像的例子描繪了這裡的景象：
走過巴百瑞（Byberry，精神科醫院）的病房，我想起納粹在貝爾森（Belsen）和布亨瓦德（Buchenwald）的集中營。建築物裡密密麻麻都是赤身裸體的人類，像牛群般被放養著，但受到的關注卻還不如牛群；惡臭瀰漫，氣味如此鮮明、噁心，這股臭味簡直要生出實體的存在了。我看見屋頂漏水，四壁破敗發霉，幾百個病人住在裡面，他們在腐朽的地板上或坐或臥，因為座椅不夠。
顯然我們的國家必須重新規畫精神疾病住院患者的照護方案，而在研擬此項需求的同時，亦有另一項證據顯示一般大眾的精神健康狀況堪憂。
戰時，精神科醫師負責篩檢役男的精神疾病，他們認為有175萬名美國男性在精神方面不適於服役。雖然其中可能有許多人是為了逃避兵役而裝病，但這個數字仍然呈現出某種社會問題。
另外，許多從歐陸返國的退伍軍人開始產生情緒困擾，1945年9月，兵役局局長路易士·赫雪將軍（General Lewis Hershey）向國會提出，此一問題已被掩蓋許久，迫切需要國家出面處理。戰時「效率低落與人員折損的最大原因就是精神疾病。」他說。
現在，精神疾病是美國國內首要關注的議題，而這時抗生素四處攻克細菌，每個人都能輕易想到該往哪找長期解決的辦法。我們信賴科學的力量。我們認為現行「醫學」療法（胰島素昏迷、電擊、額葉切除術）對精神病患極有幫助，可以讓更多病患採用。
既然已經有一套方法在對抗傳染病方面成效卓著，我們也可以用同一套程序製造出治療精神疾病的長期方案。我們只要研究精神疾病的生理成因，就能發展出更好的治療方式，既可以提供給病況嚴重的患者，也可以應用在中等程度的病人身上。
「我可以想見將來有一天，精神醫學界的人會徹底遺忘我們的來路，忘記我們的起始之處是收容所，是濟貧院，是監獄。」此言出自康州哈特福醫院安生機構（Institute of the Living in Hartford）主任查爾斯·浦林根（Charles Burlingame）。
「我可以想見將來有一天，我們會變成醫師，用醫師的方法思考，精神病院的運作、院裡的醫病關係，和最好的內外科醫院差不了多少。」
1946年，美國國會通過國家精神衛生法（National Mental HealthAct），以聯邦政府雄厚的經濟實力推動此一革新。聯邦政府出資贊助精神疾病預防、診斷、治療的相關研究，補助州政府、市政府設置診所與治療中心。三年後，國會成立國家精神衛生研究院以監管改革。
「我們要體認到精神疾病跟生理疾病一樣是真實存在的，焦慮症、憂鬱症需要積極治療的程度，不下於盲腸炎或肺炎。」紐約大學教授霍華·珞斯柯（Howard Rusk）在《紐約時報》為他開設的每週專欄中如此寫道。「這些疾病都是健康問題，都需要藥物治療。」
舞台準備就緒，精神疾病及其治療即將變身。社會大眾信奉科學奇蹟，政府注意到精神疾病的照護方式亟需改善，而精神衛生研究院已經準備好要來實現此一目標。
大家都預料有些了不起的事情就要發生，且多虧了抗生素的銷售佳績，製藥產業迅速成長，足以把握良機。將上述推力全部結合起來，治療嚴重的和不太嚴重的精神疾病（思覺失調、憂鬱、焦慮）的仙丹妙藥，如此快速地出現，也就不令人驚訝了。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左岸文化出版《精神病大流行：歷史、統計數字，用藥與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