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白鷺鷥低飛入綠谷，白雲攬著山腰，山上的樟湖生態中小學，正靜靜地凝視著廣闊的嘉南平原。午後的山區，經常雲霧繚繞，一縷山嵐溜進教室打個招呼，又漫步移向窗外樹梢叢林。濃霧裡的校舍若隱若現，迷濛的神祕感像是在睡夢中未醒。月夜下蛙叫蟲鳴，夜空的星星與萬家燈火遠遠互望。這所標高八百公尺的學校，被稱為台灣最美麗的森林學校。
二○○九年莫拉克颱風之後，樟湖國小的舊址，地基掏空，裂縫貫穿，而被列入危校，由張榮發基金會認養異地重建工程，斥資兩億的重建經費，漂亮的全新校舍位於茶園區的平台地。然而，只剩下三十名學生的樟湖國小，將由誰扛起這個偏遠山區學校的招生重任？
華南村華南國小校長陳清圳，幾年內將學生人數從二十多人翻成八、九十人；於是，擔子落到陳校長的肩上，他同時身兼兩校校長。
從瀕臨廢校，到帶動社區發展
距離樟湖國中小十幾公里車程的華南國小，當年學生人數二十三人，面臨廢校危機。「很難想像，台灣還有這樣一個地方，沒有公車、沒有自來水，更沒有診所；有的是，獨居老人與流浪狗。」這位放棄進入大校的校長，把華南國小填寫為唯一志願，堅持要改變偏鄉弱勢命運的陳清圳，於是展開了一場長年的艱辛奮鬥——不僅是進行教育改革，更帶動了整個社區經濟的活絡，進而守護這一片清淨的山川土地。
住在偏僻樹林裡的一家三代四口人，存款簿裡只剩五百元，陳校長感嘆：「學校要看得到，手要伸得夠長，否則孩子的學習會嚴重地受到家庭的拉扯和牽連。」原來，貧困的偏鄉，多數家庭生活無以為繼，「這是普遍家庭的樣貌，學校若不照顧，孩子會連上學都有困難。」要偏鄉的孩子能去上學，學校還必須要先照顧好學生家裡的基本生活，幫弱勢孩子申請助學金。陳清圳校長在進行家訪時發現，「課程必須要走入社區，走進孩子的家。」
校長陳清圳一路接學生上學，順道把各方捐助的米麵糧食，送到家長手裡，「學校除了教學，還要負起社區文化傳承，產業振興，以及弱勢關懷的義務。」校長曾用自己的講師費，貼補幫學校接送學生的媽媽當作薪水。校車司機說：「校長需要我幫忙的時候，我都會幫他，像是單車走讀或是採咖啡，需要陪騎或是載咖啡」，敘述起校長的一路幫助，三個孩子的單親媽媽壓抑著感激的情緒，眼眶裡打轉的淚水，最終還是落了下來。
在這樣的偏鄉學校服務，無論是校長掏錢幫孩子買早餐，或是幫參加校際咖啡競賽的學生買幾條亮眼的頭巾打扮一下，總是不斷地有需要伸出手的時候。
罹癌負債的爸爸走進校長室，開口和校長借錢，校長動員學生跟村民去採收並義賣家長所種的橘子。南大附小王世杰老師率領學生前來協助，以及媒體披露後的各界支援，學校三年義賣了九萬多斤的橘子，處理了家長就醫費及部分債務，也讓小孩有了就學基金。
被遺忘的華南村，沒有自來水，更不會有診所，獨居老人喝著地下滲出的水。生了病要走一、兩個小時下山搭公車，校長投書報紙，感嘆「政府是一道高不可攀的牆」。村民阿嬤對著前來探視的健保局官員說：「我們這裡生了病，就要忍，忍到鄰居三、四個都生病了，才一起叫一部六百元的計程車，下山去看醫生。」
設置醫療站被批准了，但學校只有一間廢棄十多年沒用的衛生室，政府沒有分文協助，校長必須拉下臉四處找錢。募到了二手流理台，還募來了地磚，由村民捲起袖子粉刷整修，重新開幕作為社區醫療站，再去把醫生護士請上山，還有人捐出二手車接送病患。義診醫生賴成宏，開車帶著藥劑師和護士，自己忍著西曬，汗流浹背，只有兩台電扇可用。他連過年都會去義診，賴醫生笑笑地指著校長說：「我是受他感召的！」醫療站成立後，隔鄉的病患都來看病，幾乎年年創下高就診率的紀錄。雖然來看病的鄉民，並不一定清楚為什麼這裡會有一個醫療站。
高就診率得到健保局的設置批准，但是縣政府無力負擔，醫療站請司機接送病患等等開銷一年約二十幾萬，卻都要靠學校去募款，長年來成為校長的一個額外負擔。
敞開學校大門，教育改革不能只在校內進行
「教育並非等同於學校教育，所以，教育改革不能只在學校內進行，必須超越學校校園，將家庭、學校、社會三者結合，而社區即為三者融合的基本單位。」陳清圳校長在《樟湖生態國中小設校計畫書》中寫著。
校長認為要培養孩子健全人格，是要「對這塊土地，對這裡所有的人，有一種關照的心」，要把知識和自主能力做結合。秋天登百岳，冬天單車走讀、原鄉踏查；春天拍攝紀錄片，夏天溯溪、去駐點，展開對環境議題的探索，「心被開啟之後，能力慢慢被建構，再讓孩子專注在學習本身。」全面進行實驗教育，重新設計課程架構，陳校長說：「人跟人之間的互動，我從來不相信是靠課本讀來的。」
拍紀錄片課程：反觀自己的成長過程、用鏡頭說故事改造家鄉
挨著校長辦公桌的地上，放著一籃大小不一的有機木瓜；靠窗的會議桌，擠著幾位討論拍片的孩子；旁邊角落有個安靜的男孩，正在專注地用電腦剪接片子；窗外的大片綠草地上，樟湖國中小的孩子在進行採訪錄影。學校請了好多導演、記者和攝影師，來教孩子拍紀錄片，讓孩子透過鏡頭近距離觀察社會。學校從計畫申請到募款，攝影機有的買、有的廠商贈送，校長看見孩子對於攝影這件事，「從起初的退縮，到後來展現自信」。
小學一年級的美玲面對課業壓力，曾經恐懼上學，小二時轉入華南國小，開啟了一條不一樣的學習之路。
美玲的第一堂登山課，想家、哭泣、一路不斷地打電話回家。然而，登山是華南每學期必修的課程。四年級開始進入原鄉踏查的紀錄片課程之後，美玲將自己在華南三年的過程拍成紀錄片，重新檢視自己，「有一回，當美玲母親深夜回家，她驚訝地發現美玲已經將家裡打掃乾淨、晾好衣服，並哄兩個弟弟就寢了。」校長始終關注著美玲的成長變化。
「現代孩子的問題，不管家境優渥或清苦，大人總是捨不得讓孩子吃一點點苦，總是要他們『好好念書』，其他事情就由大人完成。孩子理所當然地認為，除了讀書以外的事情，他都可以不用管。」華南的課程設計，除了強化孩子的自主性外，更重要的是透過磨練，強化孩子的挫折忍受度。
美玲拍攝的紀錄片，後來獲得公共電視的公民新聞獎，校長對於小四的小學生得到這份殊榮，有不同的感想，「我帶著孩子北上領獎，窗外豆大的雨滴無情的打下來，孩子，已經習慣大雨的你們，我倒是不擔心，反而較放心不下的是，會不會因為得獎，而讓你們失去謙虛的心。」之後，美玲又規劃準備兒童影展「用我的鏡頭看世界」的主持工作，在斗六展出六部紀錄片，並吸引了二百多人參加。
紀錄片獲獎的孩子，還有李俊勳、賴奕書、賴鼎元所拍攝的《當黑碰上黃》，記錄農民賣不出去的咖啡和柳丁，獲得二○一○年 SONY「童心看台灣」數位攝影機組首獎。另一位同學曉晴拍的紀錄片《幸福車站》，是關於社區居民合建候車站，讓老人家不再日曬雨淋的故事，也獲得神腦基金會原鄉踏查紀錄片競賽的國小組獎項。
校長讓孩子去做田野調查，去訪談、去記錄。當偏鄉社區的鏡頭中，不再只剩老人和狗，蹦跳的小學生也開始穿梭其中，校長寫下他的心情，「孩子，謝謝你們，當我看到你們拿著攝影機，去記錄家鄉的每一件事，我心裡無比高興。高興社區有你們的身影，高興你們用喜悅的心去敘說故事。」
社區產業文化課程：偏鄉學校與社區不應是各自為政，而應是互相依存
曾經紅過一時的古坑咖啡，沒落之後，咖啡小農們的處境困難。華南村的四種農作物，柑、橘、鳳梨都有合作會組織，唯獨咖啡小農卻不善於行銷。
華南國小的學生到咖啡園拜訪農民，學習咖啡的栽種、烘焙、販賣，認識家鄉的咖啡文化。接著拜訪華山咖啡達人，學習種植、烘焙、沖泡的理論。他們還收購滯銷的咖啡豆，學生自己烘焙、包裝，在綠色隧道進行義賣；當日義賣所得，全數捐助日本賑災。他們為在地的小農尋找出路，「南勝阿公種的咖啡，品質很好，但是沒有人知道。學生買來義賣，大家發現咖啡的品質很好，現在他的咖啡還沒採收，就已經訂好了。」耀仁補充著，「還沒曬乾就訂走了，一曬乾就全拿走了。」
華南國小的孩子，對家鄉種植的咖啡具備很深的專業知識與操作經驗。從栽種到銷售，從咖啡豆的知識、到動手烘焙，最後專注沉穩地煮出一杯高水準的咖啡，都難不倒他們。不但可以獨當一面地登台解說示範教學，還可以參加「小小咖啡師」比賽得獎。陳校長應邀去印尼拜訪，甚至計畫帶學生出國服務與交流，「未來如果可以的話，學生可以協助當地咖啡農銷售咖啡，並將所得回饋給當地孩子就學之用。」
「學校在社區中，是彼此不可分的生命共同體，」陳清圳同時身兼兩校校長與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的身分，很快就改變兩者各自為政的現象，「因為學校是社區中的正式組織，學校教育可促進社區發展；而社區是學校的外在環境，社區的結構，無論是人口或經濟結構，都會影響學校教育措施。」在華南村的華南國小，對於「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已經做出足為楷模的亮眼成績。
華南國小的咖啡課程，更延伸出「走讀台灣—— 找尋台灣咖啡地圖」的單車活動計畫。五年級的導師葉柏吟說，用咖啡這個素材，「讓孩子練習怎麼去蒐集資料，怎麼去做統整，怎麼去分工合作，回來之後，要做一篇報告出來。」更重要的是，過程中的體驗與學習。
孩子從宜蘭開始出發，拜會台灣第一家罐裝咖啡廠，然後到花蓮長濱，越過海岸山脈到玉里農場咖啡園。接著騎到台東鹿野，越過阿塱壹古道時下到海邊，親近一片淨海；再到屏東林試所、佳佐國小，最後沿著高雄、台南東山回到古坑。
「我看到孩子的淚水在眼眶中徘徊。我轉過頭去，避開了孩子的視線」，校長在書中記錄孩子們在騎單車的路途，遇到颳風下雨的種種挫折。為了孩子的成長，忍心看著孩子吃苦而不伸手，必須要有足夠厚度的愛作為支撐，「孩子，當我們踏上這一步時，我們早已被告知，此行的痛楚必須獨自面對，我能做的，只有在背後默默地為你加油打氣。因為生命的價值，不能有任何的依附，而是透過自己的實踐去創造出來。」
去摘最遙遠的星星—— 從環保鬥士，到拯救台灣教育
長年參與自然資源保護與環境保護組織的陳清圳，在雲林縣野鳥學會擔任理事長時，曾因擋人財路而被威脅會遭射殺；當時的他，為了整個學會士氣，堅持不為所動，「曾經有人問我，不怕嗎？當然怕，怕死了，每天生活在恐懼中。但我相信，只要無私為公，上天會疼我的。」陳校長體悟到，想要拯救台灣到處被破壞的土地，「必須先拯救瀕臨絕種的指標物種：自然中的孩子。」
「中小學是人格特質定型的階段，這麼重要的時期，我們卻有意無意的忽略它，以至於影響國家重要的文化涵養，在中小學階段沒有真正地去實踐；面臨重大紛爭時，國家當然無法呈現文化的深度。」沒有足夠的文化素養，理性思考討論的能力不足，在意見分歧時的表達方式，最常見的就是非理性的謾罵對立。
「他並沒有什麼偉大，只是做了把威權的身分努力拿掉這件事而已，不是對我，而是對待他學校的學生們。」導演鄭文堂念國中時，因為自習課在睡覺，就被人生第一次接觸的校長對著臉一拳揍到流血。他在陳清圳校長的新書推薦序上，寫著他眼裡的陳校長，「他會跟四年級的學生辯論咖啡豆烘焙的好壞，他可以跟三年級的學生一起修補腳踏車輪胎，有時他會耍脾氣對學生說：『你那麼厲害，就讓你自己弄。』偶爾他也會認輸，因為學生對咖啡豆，真的比他懂。」
「外界想像藍天白雲、青山綠水，走進去卻是苦不堪言，很難想像十年期間飽受流言干擾、調查局調查、縣長留言版攻擊」，選擇了一條難行道路，也就同時選擇了苦難的承擔，「是的，我挺過來了。只憑著滿腔熱血和孩子的笑容，撐過生命中不值得一哂的牽絆。」
童年時，那個腰上繫著繩子、插著木劍、吆喝著玩伴一起四處行俠仗義的陳清圳，如今清瘦高癯，多了一副眼鏡，依舊戴上鐵盔、騎著老馬、執起長戟，堅定地朝向風車大怪物筆直挺進……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大塊文化《台灣教育的另一片天空：20年民間實驗教育的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