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紀的藝術家中，很難找出未曾受肺結核侵擾者；但要找出從未確診得過梅毒的（無論在世時還是去世後）則幾乎不可能。普金（A. W. N. Pugin）、舒曼（Robert Schumann）、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舒伯特（Franz Schubert）、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建築師伯吉斯（William Burges）、梵谷（Vincent van Gogh）、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托爾斯泰（Leo Tolstoy）、羅特列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愛倫．坡（Edgar Allan Poe）、龔谷爾（Jules de Goncourt）還有韓波（Arthur Rimbaud）都是梅毒的受害者—這份名單洋洋灑灑，幾乎可說永無止境。
最近有研究指出，十九世紀歐洲有多達15-20%的人感染梅毒，其影響幾乎涵蓋了生活所有層面。
對於近代早期的醫師來說，梅毒令人迷惑，因為它有一系列症狀，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確認，根本就是「偉大的模仿者」。梅毒初始症狀是硬性下疳，出現在患部附近的一個小瘡，很快就會消失；但在接下來幾年、甚至幾十年間，受害者可能面臨惱人的皮疹和骨骼疼痛、心臟問題、發燒、落髮、軟組織和骨骼損壞（特別是在臉部和喉部）、大型良性腫塊增長（即所謂的梅毒腫）、行走困難、癡呆，以及死亡。
梅毒的記錄最早出現在1490年代中期的歐洲，恰好與哥倫布第一次航行至新大陸的時間重疊。
當代醫師（以及近代的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因此得出結論：梅毒是哥倫布的水手帶回來的。維洛納的醫師兼學者法蘭卡斯特羅（Girolamo Fracastoro）在1530年的史詩〈希菲里斯－高盧病〉（Syphilis, sive Morbus Gallicus）中提到一名叫西菲力士（Syphilus）的牧羊人，因為侮辱了太陽神而染患惡疾的故事。
對於法蘭卡斯特羅而言，新世界的發現雖然帶來疾病，但也提供了療方；故事中的西菲力士賠罪後，就得到用水銀和癒瘡木（一種南美綠檀樹的萃取物）來治癒的方式：
「將這些成分混合，你即無須擔憂那受苦的四肢和身體被玷污，也勿讓病況不悅地糾纏你；雖然過程仍相當可憎，但已沒那麼嚴重。體液已在體內溶解，淨化你的身體。從唾沫開始，直到你驚歎地看著腳下流淌著排出的污垢，就會感謝這帖藥方。」
但是不出一百年，癒瘡木就乏人問津，反倒是水銀成了標準的歐洲式梅毒療方。外科醫師直到十九世紀才真正扛起治療性病的責任，並將水銀當作藥方開給患者，可以內服、以注射器注射至尿道，或製作成藥膏塗抹於皮膚上。
水銀能排除體內的穢物或過量體液，但也如法蘭卡斯特羅所指出的，治療和疾病本身一樣可怕，因為水銀會使口水滴流不止，也會引發潰瘍、落齒、骨骼易碎和神經損傷等毛病。
和愛神邂逅、共度一夜良宵的代價，不僅是一輩子都要與冰冷的水銀為伍而已。
十八世紀中葉起，內外科醫師開始為了梅毒和淋病（gonorrhoea，症狀為自性器官溢出一種白色分泌物）是否為兩種不同的疾病、抑或是同一疾病的兩種表徵而爭論不休。
1767年，一名叫漢特（John Hunter）的醫師為自己接種淋病，並聲稱已親身證明淋病和梅毒是相同的，但他在實驗中似乎不小心使用了沾染梅毒菌體的針頭；1837年，法裔美國醫師里科爾（philippe Ricord）也進行多次實驗，只是對象不是自己，而是巴黎監獄裡的17名囚犯。他的研究結果說明，淋病是一種獨立的疾病，而非梅毒的一種症狀。
十九世紀中，里科爾和他的學生、皮膚科醫師富尼耶（Jean-alfred Fournier）開始抽絲剝繭，試圖解開這些病症的病理疑團。
里科爾將梅毒分為三期：第一期和第二期通常發生在染病後數週至數個月內，而第三期梅毒可能要經過十年或更長時間的潛伏期才會出現。
富尼耶同時還發現兩種明顯的精神障礙症：一般局部性麻痺與嚴重癡呆，還有脊髓癆（帶來可怕的失明和癱瘓症狀）。這兩者都是第三期梅毒的症狀。這些病症導致十九世紀精神病院的驚人增長。病院裡的瘋子、他們身上的麻痺症狀與亢奮的幻覺，造就了大眾對這一時期的集體想像。
評論家兼電影製片人米德斯（Jonathan meades）曾嘲諷地暗示，英國建築界有個「梅毒學派」，認為十九世紀中期「牛津運動」中復興基督教的一片虔誠，從病理學的角度看，其實通通都是神經性梅毒的症狀，例如瘋狂又迷幻的漩渦、極度渲染細節且高聳入雲的哥德教堂和尖頂房屋（米德斯，《永垂不朽的維多利亞女王》（Victoria Died in 1901 and Is Still Alive Today），bbC2 製作，2001年）。真的有這回事嗎？
對富尼耶和他的許多同事而言，梅毒造成的問題遠超過醫學問題的範疇。他透過「法國衛生和道德防治協會」（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rophylaxie Sanitaire et morale）呼籲全球一致對抗這個殘害社會文明、加速身心與道德墮落的災害。
從歷史來看，歐洲社會早已回應大眾疑慮並揪出梅毒等性病擴散的罪魁禍首，那就是娼妓。倫敦性病醫院（london lock Hospital）創辦於1747年，打著專收「因生活不檢點而染上惡疾的女性」的招牌，而幾年後妓女醫院（magdalen Hospital）也在倫敦白教堂一帶成立，除了醫療病患外，還輔以宗教訓誡與大量的身體勞動。
到了十九世紀中葉，這個原則開始體現於歐洲國家的官僚機構中。根據這種觀點，在性這碼事上，男人就是比（良家）婦女來得活躍許多，這是天性；但很遺憾地，他們也可能尋求婚床之外的滿足。
為了保護資產階級家庭的健康和貞潔，服侍男主人的女人如果墮落了，就應進行檢查，如有必要甚至還得強制治療。1860年代後期，參加克里米亞戰爭的士兵和水手，性病罹患率之高引起社會大眾強烈抗議，英國政府不得不通過一系列的《傳染病防治法》（Contagious Diseases acts）；根據這項法律，警察有權逮捕並查驗在軍營入口或紮營城鎮一定距離內發現的任何女子，如果檢測到性病的徵兆，女子可能被送往性病醫院，面臨長達一年的禁閉。
《傳染病防治法》於是又招來社會大眾和醫學界的反彈。女權主義領導人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對此展開漫長的抗議，無情抨擊當局的雙重標準：一方面默許賣淫，另一方面又將性病全都歸咎於妓女。
在巴特勒的強烈抗議下，《傳染病防治法》終於在1886年走入歷史；不久後，也就是廿世紀的前十年，科學家在德國的實驗室取得破解「偉大的模仿者」的重大進展。
1905年，皮膚科醫師霍夫曼（Erich Hoffmann）和動物學家紹丁（Fritz Richard Schaudinn）發現了一種細菌—梅毒螺旋菌。也就是梅毒的病原體；隔年，細菌學家瓦瑟曼（august von wassermann）開發出梅毒感染的診斷醫療測試。
1909年，內科醫師埃爾利希（paul Ehrlich）宣布自己發現梅毒的藥物療法（他在前一年才由於免疫方面的研究貢獻獲得諾貝爾獎）—撒爾佛散（Salvarsan）。撒爾佛散是具強烈毒性的砷化合物，但治療梅毒相當有效，也是第一個在實驗室中開發的化學療法。
到了廿世紀初，性病的研究和治療雖然仍帶隱諱色彩，但已逐漸在主流醫學獲得一席之地。
不過，它帶來的恥辱如此之大，醫師可能會建議感染梅毒的年輕男子採取水銀治療，並等待長達四年才與妻子同床共枕，但又不會警告妻子或她的家人。易卜生（Henrik Ibsen）在1882年的戲劇作品《群鬼》（Ghosts）中，引申了梅毒在婚姻內破壞信任的方式，以及梅毒如何顛覆紀律、約束和貞潔等資產階級價值觀。性病依然延續著頹廢和墮落的邪惡色彩。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麥田出版《病玫瑰：354幀影響現代醫療的疾病繪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