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三訪尼泊爾，和第一次青年文化大使、第二次志工旅行最大的不同，是我有尼泊爾朋友在那裡等我。飛越萬里重山，我們終於可以在加德滿都見面。2019年8月第四個星期六、8月24日，我和尼泊爾女孩Dipisha和Bipana，度過了愉快的時光，也讓我隔天返台的行李，多出好多美好的記憶。可惜原本也要碰面的另一名尼泊爾朋友Bhawana，身體不適，2016年8月在曼谷相識的緣份，只好寄著未來。
「想著想著，就從心底笑了」和Dipisha、Bipana在加德滿都短短三小時的相處，就是這樣的感覺。她們彼此住得不遠，從家裡出發換好幾次公車，花了兩小時，來到城市另一邊的民宿找我，然後我們走走逛逛，她們再搭兩小時的公車，一路轉車顛簸回家，為即將到來為期一星期的考試做最後衝刺。
去年八月，我們都在台中，在勵馨基金會主辦的亞洲女孩power camp，她們兩人是參加營隊的女孩我是工作人員。時隔一年，我離開勵馨，今年一月起在電台擔任製作人，Dipisha選擇高中生涯「空檔年」（gap year），一邊在德國在尼泊爾的基金會打工，抽空爬山一邊準備考醫學院；Bipana升大二了，法律與政治雙主修的功課愈來愈重。
從民宿，我們慢慢走向大塔，和本地的、世界各國的觀光客一樣，順著時針繞塔，大塔週圍咖啡店餐廳林立，我們任意走進一家歇歇腳 。
咖啡店的girls’talk，真真讓人難忘。從她們身上，我看見年輕的自己和夢想，非常幸運歲月推移之中，夢想有機會實現，而她們分享著青春，神采飛揚。才一坐定，Bipana接連接了幾通電話，「男朋友找嗎？」「不是啦，家人。」「很多人追我，但我想要想法接近、程度一致的伴侶。」Bipana笑了。
Bipana出生在1999年，是2015年勵馨第一屆亞洲女孩人權獎得主，那年十月首度來台，這場頒獎典禮結下我們的緣份。那時才16歲的她，因為倡議女孩教育權而得獎。她深入社區，挨家挨戶遊說家長，不能因為孩子性別不同，或著有肢體障礙而不讓他們上學，「我是女孩我可以上學，你的女兒也有上學的權利。」Bipana的倡議細胞渾然天成，也得力於開明的家教。父親是土木工程師，母親是家庭主婦，「總是鼓勵我自己做決定，錯了也沒關係，他們不會責備而是繼續支持我。」
Bipana深知在尼泊爾，有良好教育是未來職涯選擇的門檻，她幾乎把全數精神放在課業，除了今年四月代表尼泊爾到紐約，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青年論壇，是尼泊爾唯一的代表，其他活動和事務都只選擇性參加。尼泊爾大學唸五年，還有三年多的時間，Bipana想考上律師，也想到美國或歐洲唸碩士，主修國際關係。「希望幾年後經濟獨立，然後參選、投入政治，」「我們國家的公共治理真是太差了，我希望自己的努力可以帶來改變。」
Dipisha同樣出身在一個看重孩子教育的家庭，父親在醫院擔任健康照護員，母親也有工作，姐姐是護士，還有一個妹妹一個弟弟，都在就學階段。Dipisha從小唸書都拿獎學金。醫學院的學費，不是她的家庭負擔得起，所以選擇一年空檔，希望一邊打工一邊唸書，考出好成績得到獎學金，可以沒有經濟壓力，專注在醫學院的學習，實現從小當醫師的夢想。
Dipisha出生在2002年，去年首度來台灣時也是16歲。我16歲時在想什麼？在做什麼？我想當記者，從小就想。取得大眾傳播碩士學位後，進入媒體，一路做著從小想望的新聞工作，2014年至2018年有四年半期間，大跳躍地來到社會福利領域，在勵馨基金會服務。那段時間給我非常多的養分，讓我今年重回媒體，有著更強的韌性和毅力。我在Dipisha的表情裡，看到一樣韌性和毅力，看到按部就班的努力。我想著她五年十年之後，穿上白袍，走上懸壺濟世的行醫之路。對於尼泊爾這個許多人生而貧窮、生病沒錢就醫的國家，有著更深的祝福。
「想成為哪一科的醫師？」「神經外科」「哇！很少見呢。」「我對腦神經外科很感興趣」，Dipisha指著自己的頭說，「這是一個很複雜的領域，女醫師不多，我想成為一個傑出的腦神經外科醫師。」 「會是尼泊爾第一個女性腦神經外科醫師嗎？ 」「不知道，我現在最重要的事，就是考上醫學院。」「可是我還是會抽空爬山，爬山有時可以認識新朋友，有時可以安靜想事情，爬山之後讀書更專心。」
Dipisha和Bipana差三歲，出生在不同世紀，我和Bipana同一個世紀不同世代。從台北、台中到加德滿都，跨世紀跨世代的girls’talk，無價。因為尼泊爾女孩，加德滿都成為我的「家」德滿都，她們也知道，我在台北的家，就是她們台灣的家。
（原標題：我和我的尼泊爾女孩—從醫、從政、在媒體，跨世代的girls’talk）
責任編輯/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