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代的女性意識就是：妳知道妳不必刮腋毛，但妳還是會買把除毛刀。
別人都刮，妳敢不刮嗎？夏天穿無袖洋裝最好看了，但手臂稍微抬高一點點，黑色的毛飄晃出來，就提醒妳：「妳是羞恥的女人。」所以要刮啊，一個人的時候，浴室被泡泡淹滿，舉起手臂對著小小的祕密鏟進去。等腋下變乾淨了，妳就能重新是好女孩，就能被愛。
臺灣女作家個個都刮腋毛，但沒人寫女性主義小說了。現在流行酷兒、國族、歷史——那些讓女作家看起來不那麼像「女作家」的題材。
借他人口吻，方能說出自身故事的女性們
女人是一組髒話，越美就越髒。韓國女作家不怕髒，她們寫，毫不避諱地寫，寫到讓人煩、讓人膩。男人看了討厭，女人看了更討厭——因為太真實，妳不可能不從中找到自己。
這股風潮要從二○一六年，趙南柱的長篇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說起。趙南柱以韓國八○年代菜市場名「金智英」為女主角命名，虛構的小說形式揮發出比報導文學更強的能量——《82年生的金智英》點燃韓國＃MeToo運動，戰火之烈，連公開表示自己讀過此書的女藝人都被男粉絲燒毀照片洩憤。
臺灣讀者較熟悉的，還有稍早孔枝泳的《熔爐》。《熔爐》以光州聽障學校性侵案為藍本，書中正義之人未能全身而退，運動以失敗告終，然而書外，《熔爐》引發的社會動能促使案件重啟調查，國會修正性侵害防治法。
議題昭昭，不過，女作家們似乎仍不習慣讓筆下的女人為自己說話——《82年生的金智英》以精神病作為外衣，金智英進入其他女性角色方說出心聲；《熔爐》則由男性外來者揭開霧津小鎮的沉默暗影；再遠些，還有韓江《素食者》，被丈夫恫嚇後陷入惡夢循環的女人，直至精神分裂也沒為自己說過一句話。
不同敘事者拼湊出的傷害如此相似
時代越晚，越敢朝心臟開槍。一九八六年生的姜禾吉，在《他人》裡將女主角親推上火線：貞雅上網披露自己遭到親密關係暴力的經歷，希望藉由社群媒體的力量攫取正義，卻被twitter匿名帳號攻擊。
姜禾吉讓不同敘事者輪流發聲，一步步拉出往事的線索。這樣的手法日本女作家湊佳苗早玩得出神入化，但湊佳苗沒有鮮明的性別意識，僅拆解真相，而《他人》中，性別意識即和對真相的理解盤結在一起——
記憶像洋蔥層層剝開，到頭來，才發現你的傷害不是你的傷害，所有人在年少純真的時刻，都被同一雙看不見的手弄壞了。
「吸塵器」、「說謊精」，我們沒有自己的名字，我們只是壞法不同的壞女人。姜禾吉描出的面孔那麼像我也像妳：依戀障礙、抖M、低自我價值、好妒、害怕寂寞……壞就壞了吧，壞掉之後，就想辦法活下去。不怕惡劣，只怕那點小奸小惡跟不上抵擋這世界。
我們都是受害者，也都是犯罪的人
這是本每個人都看得懂，但很少人能坦然喜歡的書。小說家把刀往自己身上捅，逼你順著刀鋒一寸寸看過去——Me Too，我們都是受害者，我們也都是犯罪的人。
受害者自我檢討沒資格做受害者，可加害者也不願認領加害的罪名，就在這個地方，姜禾吉比其他女作家往前多走了幾步。
秀珍之所以和賢圭交往，因為賢圭是傷害她的男人嚮往成為的人，儘管在她看來，模範男友和加害者其實沒什麼兩樣。秀珍選擇最華麗的報復手段：她知道痛點該怎麼踩，知道關於自己的謠言該怎麼傳，「她在排擠、無視東熙時，徹底遵循男人的規則，但需要大家的保護時又再度變回女人。」
姜禾吉太熟女性主義了。她一層層翻上去操作，甚至讓「理論」直接現身。小說中有一極具張力的人物李康賢：教女性文學的女教授，但李康賢不僅未替受侵犯的女學生主持正義，甚至壓根反女性主義。
李康賢出身重男輕女的家庭，連名字都取得像男人。於是李康賢學到，絕不能以「像女人」的方式活下去，她不僅排斥其他女人，更以踐蹋男人為性快感的來源，「政治正確？那種東西拿去餵狗吧。」權力翻轉的滋味太迷人了：「各位男同學，孩子們，好好忍耐吧，你們這輩子好歹也得感受一次吧？死不了人的。」
犯罪者應該自覺有罪嗎？我們只是用曾被傷害的方式傷害他人罷了，誰不是這樣長大的——承認吧，妳也偷偷說過別人的壞話：哪個女生自拍不自然、妝太濃、不會穿搭，世上沒有醜女人只有懶女人，不打扮也漂亮的就是做作或騷。
女人的壞來自斑斑血淚，可男人究竟也有餘辜。《他人》中，父權之惡是有起源的。李鎮燮第一次動手打貞雅，是因貞雅得知他負擔全部家務後脫口那句：「在你們家，男生也會做事。」，理性家長秩序深深傷害身為長子的李鎮燮，想毆打妹妹卻未能遂行的衝動，由女友的身體代償。
讀到這，你也累了吧。我承認，要是整本書只寫傷害就不好看了。《他人》推進敘事的動力，其實是比傷害更根源的東西：愛。借用丹娥的話是，「愛並不是為了變得不幸，愛了之後卻會變得不幸。」
暴力環伺之下，貴重而脆弱的女性情誼
真正讓女人無法釋然的，不是對男人的恨，而是年少時愛過的另一個女孩。他者畢竟是與我無干的人，最難忍的，是同類相殺。
貞雅先丟掉秀珍，秀珍再丟掉宥利。她們絕交時共同的密語是「以後我不想跟妳走得太近。」說出這句話，我跟妳就不再是同一種人，我不是跟妳一樣的女人，我不是會被男人輾碎的人。
最殘酷的是，女生跟女生想重修舊好的時刻，男性暴力便接踵而來。當秀珍讀完描寫女性親密依存的《簡愛》，想重回貞雅身邊的那個夜晚，就遭遇不幸。彷彿只有在沒有男人的世界裡，女生才能互相親近——成年後貞雅交好的友人丹娥，讓她動用「人生中唯一稱得上是正確選擇的事」這樣的修辭來信仰的女人，是抱持單身主義的教徒。
其實，姜禾吉寫女生和女生的情誼美極了。相較於性暴力刻劃隱晦模糊，小說家真正念茲在茲的，是那貴重而脆弱的少女樂園：在秋天的田野上，貞雅和秀珍曾以花為戒結盟；丹娥與貞雅將頭枕在彼此肩上；宥利和秀珍觸摸對方的手指，吟誦自己創作的詩……
不合法的感情最糾心，姜禾吉只願意寫溫暖的女體，只肯讓女生和女生有細密的肢體接觸——這是她身為女人的浪漫，也是她對女人的不忍心。因此，我們也不難理解，小說家最終何以給出過於樂觀的結局。
向那些掩蓋自身創傷的「他人」伸出手
書名的「他人」概念，是希望脫離汙名化的「我」。然而讀畢小說，我最關心的是，女性書寫要如何將傷害的能量轉化為對「他人」——那些自認沒有性別創傷、也不想揭開創傷的人——的邀請？還有，像《他人》這樣高度聚焦的作品，又如何在議題與藝術性之間取得平衡？
故事裡，秀珍遭受創痛後，不斷尋找相似的文本：「親身經驗的聲音令她恐懼，進入捏造的故事中則相對輕鬆，沒人會發覺她讀了什麼。」故事之外，《他人》的許多讀者則恐怕是相反的——我們躲在小小的舒適圈裡，嘿現在同志都可以結婚了，都什麼年代還談父權壓迫？性別只是過期的女權自助餐吧——
讀這本小說的不適感，正是為了逼我們直視那把除毛刀。
（原標題：她的字是一把除毛刀——姜禾吉的性別厚黑學）
文／楊婕
責任編輯／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