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一名台北妓女,會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課本不提的「性福」產業史

2016-10-05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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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1859年時,新莊地方又爆發兩次械鬥,同安人再度敗北,紛紛退往當時已有不少下郊同安人的大稻埕,加速此地的發展。而械鬥後的艋舺元氣大傷,加上河道也漸漸淤積,許多商貿交易轉往他處,使大稻埕取得發展機會,成為艋舺的競爭對手。1860〈咸豐10〉年清廷於第二次鴉片戰爭戰敗,簽訂北京條約後,臺灣有4個港口陸續對外開放為通商口岸,不少洋行選擇大稻埕為落腳處。劉銘傳擔任臺灣巡撫時,又將大稻埕選為商業區,在此大興土木,市街為之一新,許多外國人也居於此。

大稻埕不但在商貿上逐漸凌駕艋舺,性產業也有同樣趨勢。原本流行於艋舺的藝旦、歌妓,開始出現在大稻埕的九間仔街與後街及六館仔街一帶,即今延平北路近歸綏街附近,及南京西路西端近淡水河一帶。

據說大稻埕的藝旦間,竟多至200餘戶。

(圖/台灣東販提供)
道光年間,人口激增的艋舺於凹斗仔街一帶發展出娼寮集中地,日治時期稱此為「遊廓」,戰後劃入「寶斗里」(圖/台灣東販提供)

納入管理,風化業正身

進入日本殖民時期,日人進駐不久,就將臺北稱為「酒與女人」之街。殖民初期由於臺灣人武裝反抗,給日人帶來恐懼與壓力,而當局又急於興築基礎設施,因而聚集大量日本男性工作人員,再加上經濟繁榮,當地適合日人的其他娛樂設備又不多……此種種因素讓來臺的日本人把金錢花費在酒、色上面。連身為第三任臺灣總督的乃木希典與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都帶著妻子以外的女人上任,如此一來,在臺日人的酒色層面,自然處於無人管制的放任狀態。

日本殖民的第二年(1896年,明治29年),臺灣總督府就准許臺北城內可開設公娼館。此時日本人使用的妓館有32間,料亭28間,總共雇用藝伎55人,娼妓48人。伊藤博文首相同年六月來臺視察時居住過的府前街(今重慶南路一帶)料亭「吾妻」,就擁有20個藝旦。

而艋舺的蕃薯市街,則被日本當局改名為諧音的歡慈市街,與原本的凹斗仔街一起畫為「遊廓」,成為納入管理的風化區。原本是臺灣人聚集的市街,因而湧進許多日本男性與日本妓女。1896年,業者與人口販子從日本「內地」送來女性,建立妓院「初音亭」,到了1899年,單是艋舺支署管區的統計,就有藝旦125人,娼妓501人。

在接近艋舺的新起街(今中華路西側長沙街附近)也有不少類似的場所。據說在日本時期,有「正經的日本人,不會到萬華(艋舺)去」的說法。到了戰後,這個地帶大約與「寶斗里」相當,同樣也是性產業集中地,公娼私娼皆聚集在此。

(圖/台灣東販提供)
台北煙花之地今昔對照地圖(圖/台灣東販提供)

是日春萌生

在大稻埕,第一家日本人經營的料亭「小島屋」於1897(明治30)年在當地最熱鬧的六館街開設,此後,日本的料亭也紛紛在附近開業,當地每晚擠滿日本客人,宛如不夜城。而臺灣人常去的「旗亭」〈餐館〉與藝旦間如江山樓、蓬萊閣、東薈芳、山水亭、春風得意樓等等,也都聚集於大稻埕,大約是今南京西路、延平北路二段、歸綏街、重慶北路上,上門顧客多為臺灣人的上流階級或藝文人士,林獻堂、梁啟超等人都曾出入此間,蔣渭水更多次在江山樓接受同志舉辦的洗塵或入獄餞行餐宴。家境富裕的文人所創辦的娛樂性刊物如《風月報》,常有各地藝旦的評比,稱之為「花選」,這幾間的藝旦都經常上榜。

日本時期的臺北市,總共設有三個性產業的官方管理機構「檢番」,即臺北檢番、萬華共立檢番、大稻埕檢番,由此可見當時相關產業的聚集地點。而當局則透過這個制度進行管理,並徵收稅金,在此制度下的藝旦,必須通過考試,取得「鑑札」才能正式掛牌營業。而不受官方管制的私娼,則在合法的藝旦間附近謀生,如大稻埕江山樓附近,除官方設置的公娼館外,也有不少私娼聚集在巷弄內。到了戰後,此地的妓女戶仍然存續,其中一部分被臺北市政府納為公娼,位於今天的歸綏街上。

從艋舺遊廓演變而來的萬華寶斗里,以及大稻埕藝旦間周遭演變而成的歸綏街,這兩處在戰後時期,都曾是老一輩記憶中的風化區。到1997年臺北市政府廢除公娼制度後,公娼們有的自殺,有的轉業,有的則成為躲避警察查緝的私娼。而位於歸綏街上,興建於日治時期的公娼館「文萌樓」,2006年時被認定為市定古蹟,並在保存原貌的前提下活化運用,但因產權問題,有可能被地主收回另做他用,因此許多民間人士仍持續努力,希望能保留原來的古蹟運用方式。至於寶斗里的公娼館,則在廢除公娼之後已消失無蹤。

(圖/台灣東販提供)
文萌樓建於1936年,現址為台北市大同區歸綏街139號(圖/台灣東販提供)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東販出版《臺北歷史地圖散步》(原文標題:曾有一位臺北妓女,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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