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選摘(2):秘密檔案裡的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2016-09-11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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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2 月 22 日,葛拉斯針對這個檔案寫了一封信給徐立特,信中提到:「他會幫秘密警察工作,我真的是想不到。他對東德政局的判斷相當縝密,有時也非常有批判性。」儘管葛拉斯本人原本對秘密警察檔案究竟可以揭露多少歷史真相存疑,但透過解密他個人的檔案,看到著名的萊比錫瑞克朗出版社社長竟然是高階線民,而且東德作家聯盟主席 Kant 早自 1961 年起就擔任線民這些資料,的確讓他對東德政治與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有了更新、更深刻的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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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整個檔案資料彙編與交叉比對其他資料的過程,徐立特寫道:

東德秘密警察檔案反射出一個帶著濾鏡看到的世界。這個世界是透過服從東德共黨政權的秘密警察持有的政治觀點,為他們心中的對敵打造出來的鏡像……。

這些檔案不是為了公開給社會大眾看而寫的。它們是為了提供情資給一個操弄意識型態戰爭的國家機器而寫。即便這些資料確實有受到官方認可,而且也對應出某些真實的面向,但在閱讀時,永遠要記得,必須保持批判性的距離,不要全部當真。雖然檔案記載的許多事有發生,但是對這些事件經過的報導卻有許多誤解,與事實有很多出入,有時也夾雜著造假的資料與謊言。檔案資料之間的連結關係並不穩定。有時候,針對葛拉斯某個時刻的行動,同時會有好幾筆線報。之所以會如此,有時原因是因為他們都討厭葛拉斯,想要一起扳倒他;有時卻是不同情治系統之間出於業務競爭或內鬥,訊息不互相流通所致。因此,他們對各自監視的對象,有些會認為事態不打緊,有些則將之渲染為極為嚴重……有些時候,當葛拉斯與人私下會面,而秘密警察無法逼近到現場監視時,他們會以自己的臆測當作監視所得的情資往上通報。

電話竊聽的情況也一樣。有不少電話竊聽並沒有當場錄音,而是竊聽者就自己所聽到的,用口頭報告的方式向上級回報。但是,竊聽者是否有確實聽對、或是回報正確,都無法印證。同樣地,聽取回報的上級在聽取竊聽者的口頭回報時,是否有聽對,或有正確記錄下來,也無法印證。

2010 年 3 月,葛拉斯在接受《時代週報》(Die Zeit)專訪時表示,以他自己的檔案為例可以看出,東德秘密警察雖然布下天羅地網進行情蒐,讓人民產生莫大心理恐懼,但從線報裡有許多錯誤的基本資料(如人名、書名)、以及對一些事情來龍去脈的陳述根本邏輯不通,在在都可證明這個線報系統佈建地再怎麼嚴密,最終還是沒有能力維持住這個國家政權的穩固。

由於葛拉斯在世界文壇享有崇高聲望,也是西德社民黨(SPD)資深黨員,經濟上並不需要仰賴去東德出書賺取補貼;再加上經常支持東德異議作家,因此,他始終是東德共產黨眼中的「釘子戶」,如秘密警察給他的檔案代號 Bolzen(螺栓)所示。然而,東德線民之所以無法真正確實解讀葛拉斯在東德的言行,有部分原因應該是受他們自己刻板的意識形態教育所限。從一則 1983 年 5 月 4 日的線報資料可看出,東德作家聯盟主席Bernt Engelmann認為葛拉斯這個人「難以捉摸,而且政治態度曖昧不明」(unberechenbar und politisch zwielichtig)。葛拉斯在讀到這則檔案後,做出的回應是:「因為我既批評西德的政局,也批評東德的政局。對兩邊批評的力道是一樣的。從東德人思想言行的習慣來看,這是難以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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