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說：「我已經潔淨了我的心，脫淨了我的罪？」
—舊約〈箴言〉20: 9—
「看哪，我的眼裡滿是淚水！」（Seht, wie meine Augen tränen!）
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Günter Grass, 1927-2015）在邁向老年的過程裡，越來越有勇氣坦然面對自己的過往。
2006 年 8 月，他出版自己的回憶錄《剝洋蔥》（Beim Häuten der Zwiebel），公開揭露自己在納粹時期，先是參加「希特勒青少年團」（Hitlerjunge），後來又加入納粹武裝黨衛軍（Waffen SS）的過往。針對不少人質疑他：「為何遲到現在才承認？」葛拉斯沒有為自己做辯解，他說：
不應該為了幫那個少年人—也就是我—開罪，就說：「有人引誘我們走上歧途！」不，是我們把自己帶上歧途，是我讓自己走上歧途。
晚年的葛拉斯透過誠實告白，讓大家知道，自己也曾犯下嚴重錯誤。藉由剝洋蔥的過程會不斷流淚的意象，他將自己在 1939 - 1959 年間的生命歷程，一層一層撥開在世人面前。他承認，「回憶」是剝洋蔥，邊剝邊流淚，有時雙眼甚至會刺痛難耐到極點。
當然，葛拉斯也知道，揭露自己過去不敢告人的黑暗面，他長久以來在世界文壇享有的尊榮會受損。然而，他也承認，他的內心有兩個自我，一個是「血肉的自我」（empirisches Ich），另一個是「文學的自我」（dichterisches Ich）。「血肉的自我」對自己曾為納粹共犯這個不堪的過往想沉默、想遮蔽、想遁逃；然而，「文學的自我」卻認為應該為歷史留下真實紀錄，因此逼迫他要勇於面對，甚至直接把一片片洋蔥拿到鼻子下給自己嗅聞。葛拉斯坦承，寫這本回憶錄不是要對長年隱瞞的謊言做告解、以求獲得救贖；而是相信藝術永恆的價值，因此願意將自我坦露在真實歷史記憶的書寫面前。
面對東德秘密警察檔案開放，葛拉斯本來興趣缺缺。在他心目中，「白紙黑字史料」有時太片面、太刻意留下，結果反而造成與「歷史真相」之間有著非常弔詭的關係。他一方面不相信能從這些有問題的檔案裡，理出多少歷史真相；二方面也不想知道究竟有誰告了他的密。然而，眼見許多人把這些檔案全然當真，讓某些人蒙受不白之冤（雖然也讓有些加害者得到應有的懲處），他決定以自己為試驗對象，放手讓新聞記者徐立特（Kai Schlüter）自由調閱聯邦秘密警察檔案館裡所有關於他的資料。在 2009 年，徐立特便以這些資料為基礎，出版了一本相當有意義的書：《監視葛拉斯：秘密警察檔案》（Günter Grass im Visier. Die Stasi-Akten）。
為何東德秘密警察會盯上住在西德的葛拉斯呢？
東德共產黨自 1961 年 8 月 18 日開始監視葛拉斯。因為，五天前，柏林圍牆在無預警情況下突然蓋了起來，這件事遭到這位 1959 年出版《錫鼓》（Blechtrommel）而享譽世界的小說家猛烈抨擊。自此直至柏林圍牆倒塌將近三十年的歲月裡，葛拉斯一直是東德政權眼中的「敵人」（Feind）與「反動者」（Reaktionär）。只要他到東德參加活動或訪友，不僅他的行蹤會立即遭到監視；跟他來往的東德作家也經常受到上級壓力，必須想辦法改變葛拉斯對東德的態度。
將近三十年的監視，東德秘密警察檔案庫對葛拉斯寫下的線報多達 2200 頁，徐立特挑選出其中最重要的文件，以全文照刊的方式編纂成《監視葛拉斯》這本書，彙編在書裡的內容還包括比對葛拉斯與其他見證者手邊保存的資料或口述回憶。他與葛拉斯都希望藉由這樣的方式，揭露東德秘密警察檔案紀錄具有的特質，以便提醒對這批檔案有興趣的人，在接觸、解讀這些檔案資料時，應該先具備的認知了解。
監視葛拉斯的是哪些人呢？從檔案裡，可以看出東德秘密警察網絡的佈建方式如下：1961 年，東德官方的作家聯盟秘書長Erwin Strittmatter邀請葛拉斯到東柏林開會。葛拉斯答應了，當時他並不知道，Strittmatter就是線民（代號 IM Golgow）。後來，他陸陸續續接觸到了東德作家聯盟主席Hermann Kant（代號 IM Martin）、東德筆會理事Paul Wiens（代號IM Dichter）、歷史學者Karlheinz Schädlich（代號 IM Schäfer），以上這些跟他接觸的重要人物全都是線民。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萊比錫瑞克朗（Reclam）出版社為他出書的出版社社長Hans Marquardt（圖4）更屬於「直接與敵人面對的線民」（代號 IMB Hans）。
以《監視葛拉斯》這本書收錄的最後一則秘密警察檔案來看，可以讀到不少有趣的訊息。這一則是在柏林圍牆倒塌前四個月，也就是 1989 年 7 月 4 日萊比錫瑞克朗出版社長 Hans Marquardt 寫的線報，主題是「西德作家葛拉斯目前的政治態度」。線報的第一段提到，葛拉斯說他自己與西德社民黨高層關係良好，也是社民黨顧問團的成員。而且葛拉斯認為，西德社民黨與東德共產黨在政治與經濟層面上許多合作有不少進展，但在意識形態、與文化交流上還有許多努力的空間。
2009 年 12 月 22 日，葛拉斯針對這個檔案寫了一封信給徐立特，信中提到：「他會幫秘密警察工作，我真的是想不到。他對東德政局的判斷相當縝密，有時也非常有批判性。」儘管葛拉斯本人原本對秘密警察檔案究竟可以揭露多少歷史真相存疑，但透過解密他個人的檔案，看到著名的萊比錫瑞克朗出版社社長竟然是高階線民，而且東德作家聯盟主席 Kant 早自 1961 年起就擔任線民這些資料，的確讓他對東德政治與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有了更新、更深刻的體認。
總結整個檔案資料彙編與交叉比對其他資料的過程，徐立特寫道：
東德秘密警察檔案反射出一個帶著濾鏡看到的世界。這個世界是透過服從東德共黨政權的秘密警察持有的政治觀點，為他們心中的對敵打造出來的鏡像……。
這些檔案不是為了公開給社會大眾看而寫的。它們是為了提供情資給一個操弄意識型態戰爭的國家機器而寫。即便這些資料確實有受到官方認可，而且也對應出某些真實的面向，但在閱讀時，永遠要記得，必須保持批判性的距離，不要全部當真。雖然檔案記載的許多事有發生，但是對這些事件經過的報導卻有許多誤解，與事實有很多出入，有時也夾雜著造假的資料與謊言。檔案資料之間的連結關係並不穩定。有時候，針對葛拉斯某個時刻的行動，同時會有好幾筆線報。之所以會如此，有時原因是因為他們都討厭葛拉斯，想要一起扳倒他；有時卻是不同情治系統之間出於業務競爭或內鬥，訊息不互相流通所致。因此，他們對各自監視的對象，有些會認為事態不打緊，有些則將之渲染為極為嚴重……有些時候，當葛拉斯與人私下會面，而秘密警察無法逼近到現場監視時，他們會以自己的臆測當作監視所得的情資往上通報。
電話竊聽的情況也一樣。有不少電話竊聽並沒有當場錄音，而是竊聽者就自己所聽到的，用口頭報告的方式向上級回報。但是，竊聽者是否有確實聽對、或是回報正確，都無法印證。同樣地，聽取回報的上級在聽取竊聽者的口頭回報時，是否有聽對，或有正確記錄下來，也無法印證。
2010 年 3 月，葛拉斯在接受《時代週報》（Die Zeit）專訪時表示，以他自己的檔案為例可以看出，東德秘密警察雖然布下天羅地網進行情蒐，讓人民產生莫大心理恐懼，但從線報裡有許多錯誤的基本資料（如人名、書名）、以及對一些事情來龍去脈的陳述根本邏輯不通，在在都可證明這個線報系統佈建地再怎麼嚴密，最終還是沒有能力維持住這個國家政權的穩固。
由於葛拉斯在世界文壇享有崇高聲望，也是西德社民黨（SPD）資深黨員，經濟上並不需要仰賴去東德出書賺取補貼；再加上經常支持東德異議作家，因此，他始終是東德共產黨眼中的「釘子戶」，如秘密警察給他的檔案代號 Bolzen（螺栓）所示。然而，東德線民之所以無法真正確實解讀葛拉斯在東德的言行，有部分原因應該是受他們自己刻板的意識形態教育所限。從一則 1983 年 5 月 4 日的線報資料可看出，東德作家聯盟主席Bernt Engelmann認為葛拉斯這個人「難以捉摸，而且政治態度曖昧不明」（unberechenbar und politisch zwielichtig）。葛拉斯在讀到這則檔案後，做出的回應是：「因為我既批評西德的政局，也批評東德的政局。對兩邊批評的力道是一樣的。從東德人思想言行的習慣來看，這是難以想像的。」
針對在秘密警察檔案開放過程中，有些人力主應該開放以建立歷史記憶，有些人則認為不該開放，以免加深東西德統一後的社會裂痕，葛拉斯提出他個人的看法。他認為，直到東德政權垮台，東德秘密警察才真正成功地控制了東德人，因為秘密警察檔案讓西德人認為，每個東德人都有可能是間諜或線民。這種偏見是造成現在德國社會內部分裂很重要的因素。在兩德民主統一之初，強調東德秘密警察檔案在轉型正義上的絕對重要性，卻沒有先將檔案內容可能包含的問題向社會大眾好好說明；也沒有教導民眾這些檔案都是在政治高壓環境下向統治階級所寫的報告，以至於大家一開始誤以為秘密警察檔案上寫的資料都是真的，有不少人因此被冤枉，甚至自殺而死。葛拉斯說：
過度渲染秘密警察檔案的絕對重要性來進行轉型正義，是錯誤的方法。大家都沒有考量到，這些情資是在何種政治壓力下寫出來的。有多少人為了邀功，盲目、瘋狂地去做線民，打別人的小報告。看看我們的梅克爾總理，在東德時期，她加入了東德政府資助的「自由德國青少年團」（Freie Deutsche Jugend），也順利地完成大學的學業。但從來沒有人會認為，她有可能是線民。即便當時她必須通過國家安全檢查，確定具備足夠資格可以前往蘇俄〔作者註：有不少東德人當線民是為了獲得順利出國的許可與機會〕，而她在當時的東德政府眼裡，的確是像其他獲得出國許可的東德人一樣夠資格。無論如何，我們看她在政壇上周旋對應的方式，很明顯可以看出她當年在東德求學時面對外在環境的作風。而且她也沒有參加任何反對運動。
葛拉斯很顯然是想提醒大家，千萬不要用貼標籤的方式來進行轉型正義工程，因為「以善之名」匆促發動的轉型正義，可能造成對無辜者誤傷，規模難以估算。他以現任總理梅克爾為例，說明並非所有正直努力的人都一定要跟「民運人士」扯上關係。而沒有事前做好審慎告知民眾相關檔案資訊的工作，反而可能造成無以挽回的社會內在分裂。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先覺出版《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