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濠仲專文:從保母證看人與人的信賴

2016-08-31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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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挪威褓母與家長間的托育關係中,得以窺探其社會對「成功」的定義。(作者提供)

從挪威褓母與家長間的托育關係中,得以窺探其社會對「成功」的定義。(作者提供)

眼前出現了一道棘手的難題。2個孩子,一個剛滿2歲,一個才3個月大,返抵台灣後,我們必然是緊鑼密鼓,為了安頓接下來的生活忙得不可開支,勢將無暇費心照料這2個還不足以離開你視線過活的小丫頭。於是,我們決定將老大送往未來住家附近的幼稚園,另外再聘請專業褓母看顧小女兒。總之,一切只求度過初期的兵荒馬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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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和台灣已脫節超過6年,要在茫茫人海中尋找合適的褓母,剛開始仿若大海撈針。幸好過去這些年為解決雙薪家庭托育問題,各縣市政府已建構起「社區褓母系統」,我們得以依照預期中的托育所在地和時數要求,透過存列在這套系統中的人事檔案尋找可能的人選。

褓母行情不一  家長難以放心

但問題來了。我們開始逐一面試有意願的褓母,希望利用當面會談的機會,確認將小孩交到對方手上的可行性。首先,我們被紊亂的市場行情攪得一頭霧水,關於托育細節,我們即便提出相同的照護需求,對方卻各有高低不一的薪資價碼,又或者請我們自行開價。有時差異甚至達數千元之譜,我們因而無法確認其間的價差,是否意味著某種不可預測的風險。

q1nvvdef台北市長柯文哲22日上午參加上任後首家「雙園社區公共保母」開幕活動,很多可愛的幼兒到場。(蘇仲泓攝).jpg
幼兒托育問題,是許多父母心中的棘手挑戰。(資料照,蘇仲泓攝)

我們似乎還未從另一個截然不同的社會情境裡回過神來,以為應當會有依照勞僱條件和托育環境所訂下的「公定價格」,避免自己顯露出一副市儈的模樣,暗自揣想各方褓母受託價錢有高有低,是否代表服務品質參差不齊?尤其事涉一個毫無自保能力的小嬰兒,我們當然不可能認為哪位褓母願意以較低的報酬挺身而出,會是什麼幸運的事。

我相信前來面試的褓母,有些人多少也是帶著姑且一試的心情。不光是我們對她一無所知,她對我們同樣也完全不了解。她們也會擔心我們是不是一對摳門的父母,以為支應薪資,就可對她予取予求,或者動輒交待諸多超乎褓母職責的家務瑣事,乃至把她當下人一般使喚。這種不確定感有時是雙向的,所以換個角度,我們其實也是屬於「被列入考慮」的一方。

這種隱隱然相互懷疑、觀望的氛圍,就像我們日後定居在北投山腳下,偶爾竄入家中客廳的硫磺味,它不會久久揮之不去,卻又不能說它完全不存在。尤有甚者,前來面試的褓母,或許為了取信於我們,有些人會主動出示政府核發的褓母證,以昭信譽。但其中卻有證照上的照片和本人相去甚遠的情況發生,為了不讓對方難堪,我們並沒有當場提出質疑,卻也不打算再與之聯繫。而究竟是誰負責把關,確保不至於發生此類「名實不符」的問題?又或者有人托言褓母證尚待審驗,而意有所指數十年育兒經驗才是最可靠的品質保證,偏偏我們並沒有任何管道可以了解她過往的口碑。另外,還有明顯年紀略長,行動稍有障礙的老太太請纓上陣,而我們是否要基於心底的一絲同情,將顯然會耗費她大量體力的小嬰兒付託予她?

限制級褓母
對父母而言,褓母的選擇,是一個沒有完美答案的問題。圖為電影《限制級褓母》劇照。(取自網路)

的確,這是我們全然站在僱主一方的觀察。我們負責提供薪水,將幾乎需要時時刻刻對其緊迫盯人的小嬰兒交到對方手上,我們理所當然得審慎為之,以免所託非人。將小孩交給適切的褓母照護,是一對無從全心投入養育工作的父母,對自己小孩最底線的責任。種種顧忌和不安卻因此油然而生,而我也相信,這不會只是單方面的心態,論及褓母受僱時所遭遇過的種種委屈,恐怕也不是以少數個案就能一語帶過。而我,真是厭惡極了這種不信任感。

挪威人成功的標準─可靠與否

今天之前,我曾為挪威社會彼此間的高度信任深受感動,他們似乎很輕易就能相信對方不會別有居心。信手捻來的經驗,不乏發生在當地人的日常生活裡。沒有專人或機器驗票的地鐵閘門;無人看管的路邊草莓販售攤位;乃至歐洲行之有年,卻不再時興的背包客路邊招車行為(因為有過多起臨時起意犯罪記錄),如今在挪威仍相當常見;另外,當地民間組織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設計「掉落錢包」活動(將放有一定數額紙鈔的錢包,隨機丟在城市各地,最後統計回收的錢包數量),以測試挪威人的誠實度,結果都是全數找回。至於最為人性化、標榜「信任」,不設圍牆的開放式監獄,則又是社會信任的另一種境界表現。

因為暫居挪威的經驗,我經常有機會和人分享所見所聞,每每提到當地人毫無戒心的表現,與會者總是嘖嘖稱奇,直言果真北歐奇蹟。讚嘆之餘,大家總會忙不迭地繼續追問,挪威人究竟是如何走到今天令人欽羨的這一步?在承命挖掘箇中緣由時,我終究領略出要想創造少有猜忌的社會氛圍,一切原來都是有跡可循。

路邊招車
挪威民眾對陌生人的信任感高,為甚麼?(取自網路)

從小教育小孩「誠實為上策」,只要每個人都能對他人誠實不欺,信任的社會自然水到渠成,這或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陳年道理。挪威社會的實情是很好的佐證,他們總是鼓勵子女凡事誠實以對,為人父母也多是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不過,除卻「人格教養」的基本訓練,往後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其實還據此培育出了別具意義的價值觀,而那或許才是社會信任度的根本基礎。

按照我們傳統認知,普遍大眾的人生目標,就是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成為一個「成功的人」(或者有用的人),「成功」2字容或有不同的定義和標準,總而言之,我們很容易以某個人的身分、地位、職業、薪資和權勢,去評判其優劣成敗。我們經常以能力好壞與否,聰明機靈與否,作為衡量一個人是良是窳的標準,它使得教育的目光,經常只侷限在單獨個人的成就上,而忽略了每個單一個人的成就,足不足以提振整體社會的氣質。至於挪威式的教育(包括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也僅僅是多參涉了一些元素,就讓自己站上現代文明典範的高度。

也就是在追求個人功名利祿之外,他們還十分看重自己是不是個「可靠的人」。又或者說,對挪威人而言,「可靠的人」,已揉合為成功者的因素之一,甚至他的位階,還高過成功者所能散發出的誘惑。古早維京社會人們為了應付惡劣的生存環境,彼此必須藉由高度互助才能夠保命,這又或者是挪威人願意當個可靠的人,沿襲迄今基因上的遠因。

團隊
可靠與否,是挪威人拿來檢視自己的標準之一。(取自網路。)

當多數人不再一味追求自己的成功(尤其其中很可能是建立在偷拐搶騙上),而是以一個值得信賴、且可靠的人做為行事標準,甚至遠比賺取財富或貪得一點點小便宜來得有意義,則社會的信任結構就有望成形。「可靠的人」,會比「有錢的人」「聰明的人」「厲害的人」「有權勢的人」「高學歷的人」更容易在挪威社會取得尊敬,說不定還能得到更多謀事的機會,那麼,誰還會輕易蹧蹋自己的名聲。

在挪威生活數年,我確實大為減輕了因為人我之間的猜忌、懷疑所引來的生活負擔和壓力。當多數人不會利用無人看顧的水果攤揩油;不會因為搭車不用查驗車票就坐霸王車;所有付出和所得皆有公開明確的標準,我們確實就無需成天提心吊膽、緊張兮兮,深怕自己是外國人而容易遭當地人呼攏拐騙。

返居台灣頭幾個月,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回來還習慣嗎?」其實相對來說,台灣才是我更為熟悉的環境,無論氣候、人文和鄉土。只是,久經挪威之旅耳濡目染,我發現回到台灣後,自己便不再保有住在挪威那段時期的天真和自在。基於自我保護,我們有太多機會臆測周遭人士的言行舉止恐怕不會那麼單純坦白,初期它確實讓我有些適應不良。

交付帳戶就等於幫助詐欺嗎?(CC by Yedda)
和挪威比較,台灣的社會風氣仍顯猜疑。(取自網路,Yedda/CC)

社會信任感之所以尚難建立,也許真的是有太多的人因為法律漏洞、灰色地帶而謀得羨煞人等的好處,加上我們總是習慣性地將眼光望向「成功者的光芒」(無論是腳踏實地或欺瞞世人而來),於是便無從體驗彼此都是「可靠的人」(無論達官顯要還是販夫走卒),所能營造出的生活悠適感。當我杵在挪威鄉間一處無人看管的水果攤前,狐疑猜想著難道這水果攤老闆不怕我見有機可趁,逕自當場白吃白喝,沒多久,就看他悠悠哉哉,全身濕嗒嗒地從遠處信步而來,他居然放著水果攤不管,跑去後方湖裡游泳?而他卻從不擔心自己上岸後,會落得一簍空蕩蕩的自動投幣箱。他能兼及生意和一整個怡然自得的下午,不就正是拜可靠的挪威人之賜?

最後,我們終究捨棄聘雇褓母,而是情商自己父母出手相援,至於交涉過程,當然是簡單多了。

*本文選自啟動文化出版挪威人教我,比競爭力更重要的事:重新定義「成功人生」的學習之路第1部分第2篇〈褓母證〉。作者曾為《新新聞周報》、《聯合晚報》政治組記者,2009年辭去記者工作,隨任職於外交部的妻子遠赴挪威,於異國開始從事寫作。2015年夏天返台。現為網路新聞媒體《上報》主筆。著有《挪威縮影:奧斯陸觀察筆記》、《挪威,綠色驚嘆號!》、《安然無恙不比遺憾好》、《北歐超完美丈夫的秘密》、《小國的靈魂》、《挪威人教我,比工作更重要的事》、《娜拉,如果妳在挪威長大》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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