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認解題速度絕不輸瑞典學生，然而坐在口試現場，我這顆在臺灣訓練有素的頭腦卻失靈了。將書本上的數學知識透過語言使其產生意義的過程，我從其他學生回答的神情中，看得出來他們已習以為常，對我而言卻是一個十分陌生的領域。
有一天我在家裡工作，突然有人來按門鈴，打開門，是兩個瑞典左派黨的助選員。他們劈頭就問我：「地方政府選舉，妳打算投左派黨嗎？」我說：「不，我打算投社民黨。」他們進一步問：「左派黨的預算案要怎麼提，才會讓妳改變主意投左派黨？」我回答：「如果能減少中等學校的私有化，我就會考慮。」其中一個人把我說的話記錄下來，另一個人遞給我一張傳單，指著上面的網址說在這個網站上可以看到目前不同政黨針對我的城市提出的預算案，也強調左派黨在教育上的預算是最高的，請我再仔細比較一次後再做決定。這時我的貓走出來，他們和我的貓玩了一下，就去按下一戶的門鈴了。
我在瑞典經歷過兩次大選，在激烈的選舉期間，時常遇到助選員的訪問，也常聽他們和民眾談話，談話的內容基本上都是如此。從來不曾在瑞典聽到有人喊誰誰誰凍蒜，或是試著說服民眾哪個候選人誠實有熱忱。他們嘴裡說的，總是由數據資料交織而成的具體方針。
瑞典人的大數據
剛到瑞典，搭公車時偶爾會看見穿著背心的人拿紙筆在公車上做記錄，他們記錄上下車的人數，有時候也拿問卷給乘客回答。他們的背心上寫著SCB，後來我才知道那是瑞典數據局（Statistic Central Bureau）。
瑞典數據局總共有一千多名職員，在二十二個部門下工作。從數據局的規模和工作內容，都可以看出瑞典人對蒐集和整理數據的熱情執著超乎尋常。包括使用公車的人潮、時間帶，以至國內初生嬰兒父母的飲酒習慣等等，各種數據都詳實紀錄，並以簡明扼要的方式呈現在線上資料庫，以及自一九一四年開始每年出版的瑞典年度統計書（Statistical Yearbook）中。此外，SCB針對各種行業領域的數據統計也是鉅細靡遺，我和同事可以直接使用大學職員帳號登入高等教育數據庫，查到每學期每個大學課程的申請紀錄，同時清楚看到申請人數的消長和申請學生組成等等。藉由這些數據，學校和老師可以更有效的預估隔年的申請情況，進而調整預算和分配資源。不難想像，那些看似零碎的公車搭乘人數和父母飲酒習慣的統計，也對公共交通的規畫和酒精販賣及勸導政策有著直接的影響。
瑞典人用數據思考、分析的習慣從政治、工作到生活，處處可見。在這個現象的背後，教育也是很大的推手。
幾年前我為了修稅法課，在瑞典的高中補修社會科和商科需要的數學學分。記得那時翻開課本，我大大鬆了一口氣，說老實話，除了很基本的微積分之外，這門數學課比我在臺灣學的文組數學內容要簡單太多了。我參加的是函授課程，平常在家自習，定時完成作業。學期末，我拿到了全國統一期末考試的時間表：四小時的筆試，以及筆試後的三十分鐘口試。
數學期末考要考四個半小時？而且還要考口試？原來筆試中除了演算題以外，還包含了許多敘述式的簡答題，必須花時間回答。口試是三到四個學生一組，我們拿到幾個二次方程式的曲線圖，題目本身不難，但我們必須輪流用自己的話解釋不同圖形的涵義，並討論如何將此概念應用於生活中。我自認解題速度絕不輸瑞典學生，然而坐在口試現場，我這顆在臺灣訓練有素的頭腦卻失靈了。將書本上的數學知識透過語言使其產生意義的過程，我從其他學生回答的神情中，看得出來他們已習以為常，對我而言卻是一個十分陌生的領域。
瑞典升大學首要是看在校成績，但是也有大學入學考試。如果覺得自己在校成績不理想，或是高中畢業多年後才決定申請大學的人，這個入學考試就是這些考生的另一個機會。考試科目包含「語言」和「數學」兩類，在數學類裡有一個叫做「數據、圖表與地圖」（Data, Table, and Map）的科目，比重占了數學類的三分之一。這個科目的考題內容包羅萬象，多為貼近生活的常識性問題，也有一定的複雜度，用意是測試學生是否有耐心將資料圖表解讀透徹，同時避開那些常見的數據陷阱。據瑞典大考中心表示，準備這個科目沒有什麼訣竅，沒辦法補習，也沒有解題技巧，只能靠平時大量閱讀非文學類作品和新聞，扎實的累積分析數據、圖表和地圖的經驗。
把這樣一個科目列為大學入學考試的科目，甚至不惜花費人力資源安排長時間的期末數學筆試和口試，這些政策在在顯示出瑞典在教育上的某種宗旨和決心。
知識教育的目的除了培育專業才能，更重要的是培養現代民主社會中每個選民不可或缺的判斷力。民主社會的選民組成中，知識分子和菁英所占比例並不高，臺灣的選民當中，約七成的民眾學歷為高中以下。也就是說，政府的素質絕不可能光由大學學歷以上的人決定，而必須仰賴整體選民的判斷。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大多數先進民主國家都認為有必要從中學，甚至更早就開始著手培養理性思辨等民主素質。
用數據思考的選民
為什麼瑞典這麼重視數據的彙整和教育？我想有兩個理由，第一，習慣用數據思考的人，較不容易被表象迷惑，而更能看到問題癥結；第二，懂得看數據的人，較不容易被偏頗的數據所誤導。
我們用直覺看待事物時產生的直觀印象，很容易受感性或外力因素而扭曲。在瑞典的課堂上，老師最喜歡用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現象。老師會請學生粗略估計每年全世界因鯊魚和空難的死亡人數，以及因交通事故或某種疾病的死亡人數。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是，學生總是高估因鯊魚和空難而死去的人數，而低估了因交通事故和疾病的死亡人數（注：這個討論的用意不在比較意外死亡人數的多寡，而是比較人們心中對不同意外導致的死亡人數的印象。儘管死於鯊魚和空難的人數比交通事故少很多，但若請人們粗估死於鯊魚和空難的人數，得到的答案通常比實際數值高很多；相對的，人們粗估的普遍意外或疾病致死人數，通常比實際數值低很多）。鯊魚和空難的危險形象之所以在人們心中占有如此的地位，就是來自我們本身的恐懼，以及新聞媒體渲染釀造出的結果。
記得以前曾經看過一張照片，一個菲律賓孩子在街上利用麥當勞的燈光勤奮寫作業，畫面十分感人。在各國社群網站上，這張照片被冠上了「人生掌握在自己手上！」或是「看看他，你還要繼續怨天尤人嗎？」等勵志小語，被瘋狂轉貼與按讚。不過我發現這張照片卻沒有在瑞典造成同樣的迴響。我想當瑞典人看到這張照片時，他們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有多少孩子家裡沒有電燈？這個用功的孩子，和其他千千萬萬我們看不到的底層孩子，在現實中能脫離底層的機率又有多大呢？
前一章提到，我曾在一個爸爸是飛行員，媽媽是空服員的家庭當保母。六歲的女兒蘇菲對於爸爸媽媽在飛機上工作這件事非常驕傲，早上去幼稚園之前，常常吵著要我幫她梳和媽媽一樣的空服員髮型。某個上午，我接到蘇菲的媽媽從機場打來的電話，說蘇菲在幼稚園發高燒，她已經向公司請假，並會盡快從機場趕回家，請我先去接蘇菲。我接了小臉蛋燒得紅通通的蘇菲回到家，試著安撫她，而她只是不停喃喃的問媽媽在哪裡，直到她的媽媽像旋風一樣衝進門。那天母女倆蓋著一條厚厚的毯子，在沙發上安靜的度過了一個下午，蘇菲不時會從睡夢中驚醒，睜眼一看到媽媽，又安心的睡了過去。在瑞典因孩子生病而請假是父母的權利，還可以拿到約八成的薪水。
用勵志、激昂的話語和畫面來感動人是再容易也不過的事了，但是到最後對每一個人來說意義最重大的，偏偏都是生活中那些最輕描淡寫的瞬間。是每個孩子家裡都有一盞燈；是父母每天可以準時下班回家；是孩子們在為父母的工作感到驕傲的同時，在最需要父母的時候，可以和他們窩在沙發上度過一個安靜的午後。這些瑣碎又貴重的片刻，是用一條條務實而細膩的政策構築出來的，而討論這些政策的現實面和社會成本，靠的不是在造勢晚會高聲齊呼，而是沉著冷靜的盤算。
相反的，看到負面消息時，直覺和感性也常讓我們矛頭指錯方向。前陣子媒體報導有許多教師請育兒假時刻意跳過暑假，多領了兩個月的薪水。看到這個報導，很多人氣憤的說身為老師怎麼可以做出這樣的事，太沒有「師德」了！在一片道德譴責中，我幾乎沒看到有民眾針對法規漏洞提出討論，也沒有再看到關於檢討法規的後續報導。現實是，這些老師並沒有違規，只要規則不改變，這個現象多半會持續下去。這將會造成多少社會成本的損失？未來社會又該如何杜絕這個損失呢？
二○一一年，瑞典社民黨黨魁身陷一則轟動全國的醜聞，我當時很好奇他究竟做了什麼。原來，由於瑞典有很多國會議員平時在地方政府任職，只有國會開議期間來到斯德哥爾摩工作，因此被選任為議員的人，可以向政府申請斯德哥爾摩的公寓和房租補助。而這位社民黨黨魁有一個同居女友，由於她長期住在這間斯德哥爾摩的公寓裡，因此按規定，他只能申請補助該公寓一半的房租，但他卻隱藏事實，申請了全額的房租補助。我看完報導、放下報紙後心裡只冒出一句話：「這也叫醜聞？」不禁十分佩服瑞典法規的嚴格，以及守法意識高漲的瑞典人。
我曾修過兩門瑞典的稅法課。看到了瑞典稅法數十年來的更迭，並了解瑞典人的道德素質絕沒有比其他國家的人民來得高，所有可以想到的垃圾政治人物、既得利益者做過的壞事，瑞典人也都做過。瑞典的所得稅法條文就像是一個有機體，除了隨著領導政府的左右傾向不斷進行異動以外，條文旁的判決案例和注釋也年年隨之調整。這些對條文的編修和注解，其實就是一道道垃圾事所走過的足跡。為了避免有人再有意無意鑽法條漏洞，條文內容思慮之深之細，根本是想讓企圖逃漏稅的人，以及修稅法課的學生們抓狂！
瑞典政治的廉潔和透明度一直在世界上名列前茅，這要歸功於立法、執法機關的素質。而公家機關的素質，仰賴的更是整體選民的判斷和檢視，而今天瑞典選民能擁有某種程度的判斷力，教育的力量功不可沒。
瑞典的學校教出了一批習慣用數據思考的選民，這樣的選民是很難搞的，因為他們沒那麼容易被感動。候選人個人的誠意和政治魅力對他們來說都只是表象，他們真正在乎的，是政治人物在審議和表決時會站在哪一邊？會提出什麼樣的具體方針？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圓神出版《幸福是我們的義務：瑞典人的日常思考教我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