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菁英之路，代表你要在這過程中學習用菁英人士的成功標準來衡量自我，舉凡學歷、成績、各種獎章，因為你贏得的讚譽和獎賞都是由此而來，而你可光耀門楣，令師長得意，教你的對手咬牙切齒。
然後，你終於獲准進入夢想中的大學，那便是這段歷程上最大獎項，全世界都見證到你努力的成果；或者我們不該說「終於」，因為遊戲並不是到此就結束，後頭還有好多神奇勳章，諸如學業平均分數、姐妹會兄弟會、傅爾布萊特獎學金（Fulbright）、醫學院考試、哈佛法學院、高盛銀行。這些獎章不僅註定了你的命運，更註定了你的身分，甚至是存在價值。
這或許就是我們常說的文憑主義：生活的目的變成了收集金色星星，於是你不願意再為課外活動而忙碌，任何無法寫進成績單或履歷表的事情都引不起你的興趣了。隨之而來的競爭意識，各種抄捷徑的投機手法；誠如杜塞特（Ross G. Douthat）在他的哈佛回憶錄《特權》（Privilege）一書中所述，同學們都把聰明才智用在偷懶省事而非學習上。
雙主修的風潮也是箇中怪現象之一，它讓你不再滿足於美式高等教育所設計的學習方式，包括為最愛的主修挑一大堆選修課，以及悠閒地漫步校園中與各種新思維偶然邂逅等等。這年頭你就是要比別人多拿一張文憑，否則這一路所為何來？我甚至見過一個四修的，他似乎認為這表示他非常聰明。
當文憑主義把人們對教育的認知變得狹隘、只著眼於即效實用性時，頂尖學府的便加速同質化。舉例來說，1995年時，在《美國新聞》排名前十的大學和文理學院中，以經濟學為最熱門主修的院校佔了三所；到了2013年，前十大院校中有八所的最熱門主修是經濟學，最多時甚至有十四所。
單以四年制大學而論，有此現象的是哈佛、普林斯頓、賓州大學、達特茅斯，也許連哥倫比亞和芝加哥大學都算在內（《美國新聞》的排名時有變動）；而在文理學院之中，則有威廉斯、米德爾伯里、波莫納，以及克萊蒙特．麥肯納，說不定再加上安默斯特、斯沃斯莫爾、卡爾頓和衛斯理。此一熱門趨勢甚至也出現在各排行榜的第十一到二十名——全美最聞名的四十所大學和文理學院之中，竟有高達二十六所院校都以經濟學為最熱門主修，這樣的一致性實在太驚人了。
同時財金與管理顧問也躍升為最令人嚮往的職業。在2007年，已獲全職工作內定的哈佛大四生之中約有一半是即將踏進這兩個行業，而這個現象只在金融海嘯發生的那幾年稍有減緩，2010年隨即捲土重來；無獨有偶的，賓州大學、康乃爾、史丹佛和MIT也是如此。到了2011年，有36%的普林斯頓畢業生走進了財金職場。
2010年時，耶魯的這個現象只佔總學生數的四分之一，但就像大三的瑪琳娜．齊剛（Marina Keegan）在翌年發表火紅的網路專文所述：這怎麼能說「只」呢？「在一個如耶魯這般多元且多彩多姿的地方，有如此高比例的人都選擇做同一件事情，包括畢業後生涯規劃，這很值得大書特書。」更令她驚訝的是此一同質性怎麼發生，「我後來做了一項可靠且科學性的調查，就是向大一新生詢問他們是否想過自己在畢業後要做什麼。我一個一個的問，但沒有一個人說他們將來要當管理顧問或投資銀行家。」
大家只敢走別人都走的路，只想競爭中拿第一
於是，問題只剩下「為什麼？」。為何這些高材生最後都做出相似的選擇？這個現象是否具代表意義？我們不能只歸因於人性貪婪或愛錢。要記得，這些孩子都是訓練有素的馬戲明星，他們可不怕跳火圈，甚至覺得那樣才有熟悉感、安全感，也比較正確。在高中時，大家的目標都一樣，那就是努力去跳這名為「名校」的火圈；但在目標達成之後，下一步反而成了未知。
方向分歧了，而且好多去路都籠罩著薄霧，讓人看不清。齊剛也提出詰問，做音樂家可需要填履歷表？做公益創業、民意代表、劇作家呢？你如何讓自己進州政府部門上班、前進矽谷或為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工作？這世上有多少你不曾聽聞過的出路？說穿了，求職又是怎麼一回事呢？這種種的未知，隨著畢業的日子越近，也越令學生們焦急，索性只想再找一個火圈去跳。
再說到選擇，這些孩子反而有另一種迷思。大人總是叫他們相信自己有無限的可塑性，偏偏人生的選項都是某種程度的「有限」。我之前的學生在踏出校門數年之後寄了一篇他寫的文章給我，標題是《潛力的悖論》，文章中說耶魯的學生就像幹細胞，可以長成這個世界上的任何東西，對於只能變成單一物品感到抗拒，便盡可能地想要停留在幹細胞狀態。
「我同學跟我不敢勇闖天涯，挑戰別人不能不敢之事，或走遍地球各個角落，」他寫道，「相反的，我們行事謹慎，集體行動，步伐緩慢又笨重，選擇別人走過的老路子，以確保在接下來的二年或四年之中，我們能再度變成幹細胞，依然是未被塑型、充滿著潛力與無限可能性。」
管理顧問公司尤其懂得利用這一點。他們派招募專員前進各大校園，把面試門檻弄得很低，但把錄取門檻弄高——如此倒是收到更好的成效。這份工作在履歷表上非常好看，也不會限制你在離職之後的工作選擇權，而且工作內容就跟你在學校裡做的事情差不多：精密分析、統整資訊表單、清楚而有效的溝通，還不用考經濟學。這些公司也樂於雇用主修人文科目的新人，其特質正是名校對於學生的要求：知性、勤勉、有朝氣、天資聰穎。當然，他們給的薪水都很不錯。
以前的一個學生在信中這麼對我說：真正的問題在於現今耶魯人對於起薪的要求；倘若起薪不到100K，耶魯人便認為那是在浪費他們的學位。
我想管理顧問職尤其能滿足這種常春藤名校的特有心態，認為別人就該為了你讀過耶魯或哈佛之類的而付錢來雇你。同學跟我聊他們為何一畢業就去做管理顧問，理由全都可以歸結為「因為我能做」。很少人有膽去選擇別的出路。
除了管理顧問公司，投資銀行也是另一種類似情境。另一個學生來信提到：「華爾街發現大專院校專門量產非常聰明、也非常迷惘的畢業生。小朋友們擁有十足馬力和無比的敬業精神，只是對自己的下一步毫無概念。」
這情況還出現在投資報酬較慢的法學院，甚至是非營利組織中最熱門的新鮮人去處，無國界教師團體TFA（Teach For America）—這些地方同樣是大量招募、職務明確、富競爭性的應徵過程、有限的時間投入度、在履歷表上好看、不妨礙離職後的出路、令人印象深刻。不少人甚至在TFA之後又跑去貝恩（Bain）或摩根史丹利（Morgan Stanley）等金融界工作。就道德層面而論，TFA與華爾街當然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但對剛畢業的名校生來說，選擇前者並不代表清心寡欲，而是習慣使然。
假使他們選擇金融界，那多半是因為太多人在踏出校門之際缺乏內心的方向感——換言之，除了錢，他們沒找到更值得花時間追求的東西。
儘管充滿可能性，卻都踏上同一生產線，盡頭是名利和文憑
諷刺的地方就在這裡。名校生知道自己可以做任何工作、扮演任何角色，卻傾向於做出同質性極高的選擇，彷彿他們的眼界只有那麼小一塊，而神職、軍職、從政或教職，甚至學術研究都從選項內消失了。
整體而言，今天的年輕人確實比數十年前的孩子要更樂於投入社會，對於公眾事務也更感興趣，但在此同時，他們也確實傾向於把自己套進同一種狹隘認知一，認為生活就是名利與文憑，至少在大多數的名校裡是如此。
我在耶魯看到的情形，跟我走遍全國大專院校所看見的一樣。校園中人人看起都極為正常，也都是一個模樣：沒有嬉皮，沒有龐克，沒人搞藝術家風格，也沒人挑戰性別或或種族界線，宅宅都沒什麼宅味，時尚迷還走低調優雅；大家打扮得彷彿隨時都準備要去面試似的。
我很想告訴他們：你們都很年輕！有些機會要把握，別怕「與眾不同」，否則這世界將會是一間冰淇淋店，只擁有二種香草味而沒有任何其他口味。
我並不是在鼓吹學生離經叛道，而是學生時期該有的實驗精神與追求多元自我本不該就此喪失。如今學子們似乎只認同同一種自我，並且也爭相模仿該形象，那就是成功的上流階級專業人士。「耶魯的大一新生班上再怎麼三教九流，」以前的學生寫信來說，「到了大四，人人都長得一樣。」
他們淨做同樣的事，是因為大家都做同樣的事。我以前的學生將之比喻為「鮭魚返鄉」，有個密西根大的研究生則說是「生產線輸送帶」。有名的三角欲望理論指的正是此事：你想要某樣東西是因為看見別人都要，所以假定它很有價值。麥可．路易斯（Michael Lewis）寫下他對鮭魚返鄉的解釋，「這其中有一種群眾安全感。」「安全感」是個關鍵字。比起迷失或貪財，恐懼的驅動力更大。
由於名校生一向表現優異，他們格外害怕自己不再傑出，對於大環境的競爭激烈也特別敏感，因此總是懷抱著對於失敗的恐懼與焦慮，而那很可能來自於家長的觀念，例如爸媽本身也極端害怕失敗。
背負著這樣的憂慮，縱使為期不長，其成本也十分可觀。當一個人沒有犯錯的空間時，他往往會盡全力避免犯錯而無暇另顧，這也是致使英才教育不利於學習的原因之一。正如前哈佛學院長哈利．路易士（Harry Lewis）在文章中寫道：沒人想在一堂可能拿不到A的課程上賭運氣，以至於人人只肯往自己早已熟知的領域去耕耘。
在這一場文憑的競賽中，沒有人想落後，既然實驗和探索並非百分之百成功，新觀念或新視野的開發就落得被擱在一旁，可這才是大專教育原本肩負的使命——讓我們更進一步了解自己與這個世界。一個波莫納的學生說她很樂意去多方面思考自己的所學，只不過她實在沒有時間，我便問她：假如妳不要每一科都拿A，會不會就有時間了呢？她看著我，好像我這問題失禮至極。
菁英學生被訓練為茫然的綿羊，順從朝同方向前進
大四就像是驗收成果的時刻，前文提及的這些訓練已將你塑型，而置身在羊群中的安全感，也讓你覺得自己可以開始為人生做些真正的決策。現在再想想我學生說「做一個與眾不同的決定」有多麼困難，特別是當你看見別的羊兒紛紛做出一模一樣的選擇時。同儕觀點在此時造成的壓力比我們想像的大多了。很多孩子告訴我，當同學們口中談及與眾不同的出路，就如同評論一個瘋子的行為，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闖來」或「你算哪根蔥，膽敢不從眾」。
畢業也無法改變這些潛規則。有些孩子勇敢的忠於自我，也決定不回首、不眷戀名校光環，心中卻怎樣也無法抹消那種壓力和孤獨感。我親眼見到學生們花上好幾年去對抗它；他們或許是出於信念，也或許是別無選擇，只為自己實在無法屈服於一份感受不到熱情的差事，但又不知道自己的熱情究竟落在何處。有個學生提到他不只受焦慮、恐懼的折磨，也在雄心壯志中掙扎，為了終究不甘於平淡，以及落居人後的自卑，總以為就在他選擇背離的那條路上，昔日同窗們一個個都綻放著高人一等的耀眼光芒。
有一個在顧問公司待過幾年的學生，每逢公司徵才時都趁便回學校來看我，也總是提到他想到外頭做些更有建設性、更有意義的事，但不知該如何著手，也無法想像離開現有舒適圈之後會是什麼景況，其實這種話我聽得多了。我就換個說法吧：這個年輕人已經對金錢上癮了。
另一個剛畢業的學生則有不同的心境；他有寫作才華，對名利地位的競爭也向來不感興趣。那孩子在給我的信中這樣寫著：
日復一日，我壓抑著抄捷徑以求快速成功的衝動，因為我的靈魂深處知道那是不對的。假如我省去接下來這十五年的基本功，不顧繞遠路的各種趣味而直接衝上《紐約客》雜誌的編輯寶座，我一定不會快樂。我一面對抗著這種念頭，那小小的罪惡感也同時轟炸著我。我一定要找出方法來遠離這種衝動。同時，我也不敢想像自己竟會產生這種矛盾。我知道類似的企圖心亦在別的耶魯人身上發作，可它以前從未影響過我，直到今天。
這些現象並非只在美國出現。英才教育彷彿是一套全球連線的系統。況且，今天美國的頂尖學府中，大概有一成的學生是來自於海外。我們的入學門檻已普及全球，讓上海、首爾和孟買的年輕人爭相跳進我們的火圈。我聽過更多來自加拿大、英國、尤其是南亞和東亞如印度、新加坡、中國、南韓、菲律賓及日本的心聲。
「我要感謝您完美地揭發現代教育之弊病，」有個駐外記者對我說，「我在加拿大醫學院讀書，您的觀點不只套用在常春藤聯盟，也合乎這裡的情況。」「我們印度有自己的常春藤聯盟，」另一個人告訴我，「就是『印度理工學院』（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IIT）和『印度管理研究所』（Indian Institutes of Management，IIM）。您提到的每個現象，我都曾在那裡親眼目睹。」
除此之外，上述過程通常也連帶造成高成就人士特有的中年危機。哈佛的資深招生主任威廉．費茨孟（William R. Fitzsimmons）就曾經如此描述：
即使是最頂尖、拿過最多獎章的學生，也會在回首過往時懷疑自己努力的這一切是否值得。越是專業人才——醫師、律師、學者、商務人士等等——越常在他們的而立與不惑之年遭受到不獨立與困惑的心理衝擊。有的推說他走上這一行是為了滿足某人的期望，也有的就只是隨波逐流，壓根兒沒停下來想過自己是否真的熱愛這份工作。他們最常說自己錯失了整個青春歲月，從未活在當下，總在追求一些錯誤的目標。
所以呢？這冠冕堂皇的高等英才教育，讓多少學生扼殺自我以擠進窄門，多少家長拚死拚活的為孩子掙學費，萬一到最後才發現這箇中的期許反而讓人生的路越走越窄，越活越窒息，那又如何？
假如我想當老師、做政府官員或做一名木匠，這鍍金似的學歷是否就浪費了？爸媽會不會覺得我沒出息？朋友又將如何看待我？在畢業二十年的同窗會上，我該怎麼面對我的同學們，特別是他們全都成了大城市裡的有錢醫生博士或重要人物？隱藏在這些糾葛之後的關鍵詰問是：難道我不配功成名就嗎？就在此一大哉問之下，生命中的其他可能性都封閉了，只留下你錯失靈魂深層的渴望。
當然，這是指假如你曾經察覺到內心真正渴望為何。正如前文曾提到「耶魯人多半不知如何尋找熱情」云云；的確，倘若找不到其他更想做的事，不如就鑽進華爾街去賺一大票錢，也沒啥不可。這其中的不合理之處只在於我們建構出高級知識分子的培育制度，結果卻教出一群對人生之所欲沒有明確概念的22歲青年，只知道走前人走過的路，但不會或不敢開創屬於自己的路。
作者介紹│威廉．德雷西維茲 （William Deresiewicz）
2008年前在耶魯大學擔任英國文學副教授，身兼入學申請委員會成員。書評與散文經常發表於《紐約時報》、《國家》（The Nation）、《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美國學人》、《圖書論壇》（Bookforum）等。曾入圍2008、2009、2011年的國家雜誌獎，與2011、2009年的國家書評人傑出評論獎。經常受邀至全美學校與領袖會議演講美國教育現況，散文〈孤獨與領導〉成為美國軍方、企業界、商學院、著名的亞斯平學會（Aspen Institute）的教材。
本文經授權摘錄自三采文化《優秀的綿羊：耶魯教授給20歲自己的一封信，如何打破教育體制的限制，活出自己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