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揚名海外的《我們與惡的距離》，《噬罪者》探討了當一個人的自我被罪惡感吞噬，生命殘破不再完整，需要回到社會建立連結，慢慢拼湊殘破的自己，甚至願意自罰贖罪。
鏡頭下的主角王翔，飽受返家和就職的挫折，讓罪犯不再只是扁平的邪惡角色，而是立體真實的活人，與我們有著一樣的悲傷、憤怒，也渴望著親密。一直以來，社會大眾對於人為何犯錯知道的得太少，恐懼與悲傷使得我們只想粗暴的隔離/處刑，而情緒激昂的社群可能以輿論間接殺人、擴大傷害。如今，細膩的故事為我們揭開未知的真相，也避免我們濫用標籤去傷害他人。
出獄後誰來接，接得住嗎？
阿德(化名)是受刑人的典範，他穩定回到社會後，經常受邀分享多次出入監獄的經驗。過去，守在門口等他的通常不是家人，而是幫派的兄弟，在漫長的刑期下，他和多數人一樣早被家庭遺棄，出獄後的未來一片茫然，失去了監所的穩定作息，互相打氣的獄友；沒有目標的自由，其實只是一陣混亂。
阿德不敢回到家，入獄後，家人總說他去大陸出差作為掩飾，他沒臉見自己的父母，害怕真相會傷害孩子。他很想改變，但最後卻走回幫派組織，除了缺乏工作的技能，前科讓他無法找到穩定的工作，每次出獄後還沒領到良民證，他就因為生存壓力而再犯入獄，一次又一次的打擊下，他放棄了掙扎。
阿德認為自己是罪人，被驅逐出境、趕往社會邊緣是自己的報應。然而，有許多孩子的故事和阿德一樣，從小不愛念書，不被主流價值接納，他們離開學校加入幫派，被組織利用而觸法，接著再被送往遠在窮山惡水之地設立的牢獄，與家人和社會隔離、剝奪了自由和尊嚴。
社會對更生人的期待
新的生命如同一張白紙，我們卻無法這樣看待更生人。然而，世上沒有一個孩子，在誕生的那一刻便立志作個惡人。犯罪的原因不只是道德低落或基因缺陷，從心理發展的角度，犯罪者可能是社會體制的受害者，一如社會學家涂爾幹認為，犯罪是社會中的必然存在的部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在現有的社會結構下得利。
不幸的是，服刑只能把犯錯的人關到老，無法關到好。社會大眾期待一個人在受罰後能夠“更生”、“改過自新”，卻不知道回到正常社會的路，對做兄弟的人來說，比可能犯罪還要凶險。
浪子回頭有多難
對生活在體制邊緣的孩子而言，犯罪是累積權勢、滿足物慾需求的高速公路，幫派中充斥著許多快速脫貧、翻轉社會地位的傳奇故事。在過度追求績效、速度，高壓的社會下，握有雄厚資金、權力及人脈的大哥，成為了孩子心中的偶像。
選擇改變自己回歸社會，等同失去歸屬及過去的金錢權勢，得承受社會的歧視、懷疑、低薪和家人的不諒解，在冷漠的社會中他們找不到歸屬，孤獨地抗拒誘惑。究竟在刑期結束那一天，一個人該如何回歸社會和家庭?社會又如何對待“應該改變”的他們?
污名與標籤的源起-再犯
「一個人犯了罪過，他全家都有罪過。」恐懼，是社會大眾為了保護自己不受傷害的本能，然而，如果我們抱持著再犯的預期心理，先拉起了封鎖線，形同將一家人都判了無期徒刑。但真正使人無法翻身的原因，可能是貧窮和生存壓力，而非道德感和意志力。犯罪的因素可能與基因、家庭教育有關，但家庭教育的缺乏，大多是社會資源的不公造成，讓不幸的故事，一代接著一代重演。
阿德曾小心翼翼地避免再次犯錯，他相信自己會改變，可是整個社會都像是法庭，只要工作出了差錯，每個人都會將矛頭指向他，他得承擔他人一再的懷疑，但誤會澄清後卻不曾聽過一句：「抱歉。」刻板印象保護著我們，我們遠離了受傷的可能，卻扼殺了犯錯的人改變的機會。
修復者聯盟：司法、醫療、社會與心理工作的系統合作
在人權意識的提升下，隨著諸多國家推動死刑的廢除，政策開始著重賦歸社會，多數人在服刑期間，除了醫療資源介入評估精神狀態，以藥物控制情緒外，監所內會在工廠培訓技能、由輔導人員規劃出所目標，出所後社會工作者追蹤銜接就業，連接心理工作進行家庭修復，重新營造歸屬感。甚至，許多受刑人出所後會自行創業，收留其他在社會上就業不順利的更生朋友，透過自己的行動迎回信任，打破刻板印象。
自己的標籤自己撕：分享生命的改變
阿德的改變，發生在幾年前，監所輔導的老師替他聯繫家人，在接見會客時，他看到了孩子怯生生望著自己，問：「爸爸，你甚麼時候回來？我要上小學了。」阿德哽咽的說不出話，他假釋出獄後主動連繫社工替自己找工作，換了電話斷絕過去的朋友，連結了心理工作者教他如何陪伴孩子，面對家人的失望和不滿，他提醒自己：「唯有改變自己，才能讓家人免受無期徒刑。」
阿德不再認為自己是社會的邊緣人、是受害者，他不再為自己的處境感到悲憤，像過去一樣先攻擊他人來保護自己，他接受自己的軟弱、承認無力，並且尋求幫助。他用自己的經驗，協助其他受刑人度過回歸社會的焦慮，他對自己生命的價值有了新認同。阿德承認過去的罪，甘於受罰，但自己不是個惡人，他選擇用餘生守在家人身旁，彌補過去的缺憾，情感的連結使他的生命再次完整，協助更多迷途的人回家。
*作者為諮商心理師
責任編輯/潘渝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