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森林中研究神秘的生死奧秘之時，我也到了再不生小孩就嫌遲的年紀，1985年，我的第一個兒子艾迪出生，我被迫學會有效率地組織各種事情。熱衷於研究工作的我，對母職和家庭生活也同樣重視，但我沒辦法應付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所有挑戰。我常想，如果我的研究生涯中，能有一位女性導師，或許我就能做出更好的決定，或至少預知未來的生活會是什麼模樣。但是在1970和80年代的澳洲，專長植物學的教授裡沒有女性。
三十六小時無止痛劑分娩
1984年我懷了身孕，澳洲人管這叫做「烤箱裡有個圓麵包」。看到我懷孕，我公婆對我的職業好像不再那麼有疑慮了。但我也煩惱，或許比起我的科學專業，我能不能生這件事還比較重要。他們這種明顯偏頗的態度，難道意味著未來會發生什麼事嗎？還是我的心煩意亂只是因為懷孕的荷爾蒙作祟呢？
我記得第一次懷疑自己是不是懷孕的時候，我正在昆士蘭爬一棵黑豆樹。我飛到澳洲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CSIRO）在阿瑟頓的雨林研究中心，打算協助一位專員，在黑豆樹林裡進行利用觀測塔研究物候的工作。比起搖擺不定的繩索，在平穩的觀測塔上工作，可以說是件很享受的事情，但是那次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頭特別暈，感覺特別想吐。我的身體好像變得不太一樣了。因為這些症狀讓我起了疑心，那天晚上我就偷偷到便利商店買了本懷孕書，那也是店內書架上唯一一本與懷孕有關的書籍。
在這次的研究工作中，除了我之外沒有女性，沒有人可以替我解惑。我躲在被窩裡，用手電筒仔細研讀那本書，發現書上所有懷孕的症狀都和我的一樣，但我還是得等到回去瓦爾夏才能「驗明正身」。這次和我到昆士蘭做研究的，是一位由我負責指導的明尼蘇達的女大學生，我就跟她說了我的懷疑。想當初我們兩個人蹲在澳洲草叢裡，神神秘秘地討論我的肚子，現在講起來還是覺得好笑呢（1994年我聽到她老大出生時，也超開心的）我很高興，十年後她在博士班念書時，身邊能有女性導師，和她一起討論懷孕的大小事。
兩個禮拜過後，我回到瓦爾夏的醫院，驗孕結果是陽性。我感受到那些身體的細微變化，全都是真的。雖然在澳洲內陸這邊，沒有超音波的設備，但是我的直覺告訴我，肚子裡面是個男孩。懷孕期間我胖了快五十磅，肚子也愈來愈大，妊娠中期的時候胎動嚴重、孩子踢得很厲害，我也等不及想趕快把這個胖寶寶卸貨了。
懷孕的這九個月，我還是繼續田野工作，不過有稍微做點變化。既不用繩索也不用安全坐墊，我很奢侈地利用活動起重機進入樹冠層。我的田野助理希金斯非常貼心，他每次操作起重機時都很小心，而且很有耐心地讓我一次又一次地下來解放膀胱。
懷孕的最後兩個月，我們兩個已經沒辦法一起塞進起重機的升降台了──一個是大腹便便快臨盆的孕婦，另一個是在當地酒吧養出啤酒肚的男人。這九個月的身孕，因為行動不便，也給了我更多時間寫報告，我發現懷孕的時候，體能活動受限，希望以後當媽的日子和我的研究能夠兼容。
好像第一胎都會比較晚生，我的寶寶也超過預產期。我提早到醫院報到，經歷了二十四小時假性分娩的陣痛。又回到家裡，聽我婆婆的建議，吃了中國菜，還到後院的草溝那邊勤走助產。
隔天早上，我在後院邊走邊看，數了超過一百隻的黑頸鸛──也叫做Jabirus。我終於在十一點的時候進了醫院。我從早上陣痛到晚上，寶寶胎位不正，動都不動。我生到快虛脫，但是在鄉下的醫院沒有止痛藥。我對醫生有信心，他說如果有任何併發症，他就會立刻打電話給飛行醫生服務。
午夜時分，產房的生產床居然垮掉，而且我人還在上面，還好安德魯的卡車裡有工具箱，暫時把床修好了。大約凌晨一點，醫生看我累到不成人形，告訴我我應該要罵一下髒話，抒發一下情緒，但因為我太累了，所以我只弱弱地說了一句：「唉唷我的媽呀」。沒辦法，我知道的髒話太少了，我也不想在那麼累的時候，多學幾句新的（我在產房的超弱髒話，後來淪為大家的笑柄，被笑了好幾個月）。
對於整個過程，我幾乎沒什麼印象了，但是愛德華‧亞瑟‧伯吉斯終於在凌晨一點二十二分出生，體重八點五磅。歷經完全沒有止痛劑的三十六小時分娩後，我馬上沉沉睡去。醫生繼續替我的會陰部進行縫合，那是因為寶寶過大，生產時造成會陰部出現撕裂。其餘一切都好，而且那禮拜在醫院生小孩的只有我一個，所以我足足在醫院休息了七天。
文/瑪格麗特‧羅曼，林憶珊譯
本文經授權摘錄自時報文化《爬樹的女人：在樹冠實現夢想的田野生物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