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從清末開埠以來便是北台灣要地，尤其日據後以基隆為台灣與日本之轉運樞紐，因此貿易興盛、街景繁華，是人文薈萃之地，故而書風頗盛，當時便有許多書法同好組織了「基隆書道會」以交流線條之美。然而當時台灣書風因殖民等因素多受日本影響，直至國府撤退，許多社會菁英被迫來台，台灣書家方得直接領會中原文化，這股既熟悉又陌生的文化浪潮相對的也刺激了台灣的文化發展，亦讓台灣文化界得以重新認識諸多文化巨擘，其中右老身為革命元老，不但高風亮節為人所崇敬，在書法上的成就更是深受後輩景仰，可以說自王羲之以降能為人尊稱書中聖者，唯有右老。
民國46年，為擴大書法界交流，原「基隆書道會」會長顏滄海先生邀請諸多書法家聚會座談，右老身為渡海來台之書法大家，自然也在邀請之列，當時我有幸與會，這是我與右老的第一次接觸；身為一個日據時代成長但又對漢學、書法有深厚興趣的年輕人而言，得以親炙右老教誨，無疑是相當令人振奮之事。其後於民國47年，為體現戰後中日友好氣氛，「台灣省基隆市書法研究會」舉辦了「第一屆中日文化交流書法展」，當時顏滄海先生為名譽會長，我為總幹事，與諸多書法同好群策群力投入此一盛會，由於是第一屆大規模的國際書學交流，故再度邀請右老等書法大家親臨參觀指導；雖然當年的物質環境遠不如今日，但在諸多前輩的指點下，中日書法展圓滿成功，也為戰後與日本的文化交流譜寫新的一頁。
基於對書法的喜好、對右老的崇敬、對標草的驚艷，所以當年座談會後，我便開始致力搜求右老墨寶。雖然右老胸懷廣闊、平易近人，對於有人前來求字總是樂於揮毫，然而身為後輩的我總覺不好唐突，所以一開始我是透過同鄉李普同先生，認識了專為右老寫字時牽紙的貼身副官張玉璞先生；由於這些親隨都是離鄉背井、孑然一身地跟隨右老南北征戰，繼而又隨之來台，所以右老待之亦如同家人一般，甚至右老寫字時，都需要張副官在旁牽紙方落筆書寫，若換他人在側則不行也。幾次往來後，我與張副官性情頗為投契，所以在收藏右老書作此事上多了些許機會，而「我的青年時期」便是個人收藏中最重要的書作之一。
「我的青年時期」的收藏歷程頗為有趣，由於當年在一般認知中，搜求名家墨寶多是以條幅和中堂為主，對於類似尺牘冊頁類型的小件作品並未賦予過多的重視，而我當時也同樣落入經驗主義，加上張副官是將之摺疊後置於塑膠袋內隨意交付給我，感覺上重要性無法等同正式作品，加上張數多鑑賞不便，所以數十年來只翻閱數次便珍藏起來；直到前兩年懷想過往，一時興起，重新細覽以思右老風采，方覺其特殊珍貴之處，隨即鄭重裝裱成冊以為傳世。右老因為勤寫不綴、有求必應，故流傳之書作頗豐，然多以有上款之對聯、條幅居多，而「我的青年時期」是以專冊形式書寫，獨特之處可以想見。綜觀目前傳世之右老書迹，「我的青年時期」應該是右老書寫最多字的書法作品，一共有七千餘字，尤其此書作為右老在暮年時重新審視回顧自己二十五歲前的青年時期，有感而書，不但是革命元老成長歷程的第一手珍貴史料，文中亦初顯「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的廣闊胸懷，加上是書寫自身經歷，不假修飾，故而意在筆先、揮灑自然，無欲之書於此展露無遺，極具特殊性與紀念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