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二者狹縫中崛然而起的，是另一群畫家以「新藝術」為標榜的藝術運動。他們既不滿於傳統水墨的守成，也不願因配合政策「戰鬥」而喪失藝術自由的品性，在他們揭櫫的「新藝術」旗幟上，是西方近代以來包括印象派、立體派、野獸派及其後的各種藝術流派的「新」和「現代」。不過，這個未及充分展開的「新藝術運動」，終因處在戒嚴的政治體制之下，飽受挫折而過早結束。但它對畫壇後來發展的影響，其意義不可低估。
錯過了前兩個時期的李錫奇，在一九五七年開始嘗試創作時，台灣的藝術環境出現了一些重要的變化。
從大的政治環境看，韓戰爆發，美國出於對亞洲戰略的考量，以一紙「中美協防條約」重新確立與台灣的政治聯盟，提供了安全保障和經濟支援；而經過了遷台初期的動盪，國民政府在台灣站穩了腳跟，台灣社會無論在政治或經濟上，都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
從具體的文化環境看，一方面，一九五○年開始的戒嚴體制和隨後強力主導的「戰鬥文藝」，經過了若干年的推行，雖無成效，卻形成了對這一時期社會心理的威壓和控制；另一方面，美國軍事、政治和經濟的介入，必然也帶來西方文化對台灣社會的影響。西化文化的自由主義精神和對自我價值的尊重與肯定，在知識界中受到極大的歡迎。這個弔詭的文化悖逆，在客觀上使台灣緊繃的文化環境相對有了一些鬆動。
最早作出敏感反映的是現代詩。一九五三年，當紀弦在他建國中學的宿舍裡，編輯他一個人既是主編、又是作者，還是出版者和發行人的小小三十二開本的《現代詩》時，人們或許未曾料到，這本薄薄的小冊子竟在幾年之間就掀起滔天大浪。一九五四年，覃子豪、余光中領銜的《藍星》和洛夫、瘂弦、張默「三駕馬車」從南部左營出發的《創世紀》，以及這一時期春筍爆土一般湧冒出來的各種現代詩社、詩刊，發出了一種與「戰鬥文藝」不甚同調的聲音。
一九五六年元旦，紀弦以《現代詩》作號召，在台北召開第一屆現代派詩人大會，以「我們是有所揚棄並發揚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萊爾以降一切新興詩派之精神與要素的現代派之一群」，為自己定位和命名，加盟者超過百人。這不僅是紀弦個人的激情表演，而且是時代呼喚的一個文化信號，它形成了一種以「現代」為時尚的普遍的藝術風氣，並且很快感染到藝術的其他門類，尤是現代繪畫最為突出。而差不多在這同一個時段裡，一九五七年三月，《筆匯》半月刊創刊；六月，《聯合報》改版；十一月，《文星》雜誌創辦；而於一九五六年三月和次年四月相續開館的國立歷史博物館和國立台灣藝術館，也為未來的藝術發展準備好了新的展示空間。舞台已經搭建，就等主角登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