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超華  

三十四年前的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天安門抗爭和六四慘案。自那之後，每年六四，我們和世界各地的朋友們都要以各種形式紀念當年的輝煌和慘烈。每一年，香港維園的燭光悼念晚會都向全世界傳達出最強勁的聲音：我們沒有忘記；我們不會忘記！——直到2020年港版《國安法》實施。維園燭光不再，但我們仍然在堅持，在世界各地都有我們的同道，其中也包括中國內地很多默默耕耘默默紀念的人們。

一九八九年發生在中國北京的社會運動對很多人來說都是生命中的一個轉折點，對我也不例外。對我個人的心路歷程而言，這一事件最深刻地顯示了我的懦弱、渺小和無能，使我從此無法再認真對待任何貌似光輝的自我形象。

流亡途中，曾讀到一本類似報告文學的書［《人》，TheMan］。作者是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OrianaFallaci），主人公是70年代初希臘孤膽革命家阿科萊斯——遺憾的是我忘了他的姓（AlexandrosPanagoulis）。當時最深切的感受是他對信念的堅定執著。驚異於他幾番入獄都不曾稍減的頑強意志，我不禁時時提醒自己要向他學習，一旦入獄，至少要做到某幾條。

1989年的天安門抗爭，適逢前所未有的眾多國際媒體匯聚北京，報導中蘇兩黨首腦自1960年代分裂後的首次會面。在尚未普及互聯網的時代，他們的文字報導和電視影像令全世界震驚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反當局示威，並在其後的「六四」血腥鎮壓中，見證了中共專制政權的殘暴和北京市民英勇無畏的抗暴犧牲。

五月二十四日這天的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顯得不同以往，廣場上主殿前擺著解放軍坦克的巨型充氣模型，砲管前方還擋著一位穿白襯衫、西裝褲的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