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困境  

美國總統大選到了倒數衝刺階段，不論是川普、賀錦麗都未曾承諾「協防台灣」，再加上川普各項劍指台積電、台灣該交保護費的說詞，「疑美論」也不斷衍生。美國智庫「蘭德」專家向《風傳媒》表示，「不論面對中國、美國，台灣該做的就是強大自己，才有利提高各項談判籌碼。」

【編按】本文由法國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榮譽退休教授、前成功大學玉山學者布洛薩（AlainBrossat）所撰，譯者為韓旻奇（巴黎第八大學哲學博士）。原文發表於2024年7月下旬在法國Silcuzin村落舉辦的「此地與他方」夏日大學。

近來圍繞加薩局勢的三起事件，揭示了衝突升級的新跡象。

蔡英文總統在今年國慶大會上，以「給世界一個更好的台灣－堅韌之島．韌性國家」為題發表演說，闡述以強化「經濟產業」、「社會安全網」、「民主自由體制」及「國防戰力」等「四大韌性」，打造更為強韌的「韌性國家」。面對台灣當前的安全處境，本文嘗試從今年國慶主題的「守土衛國，你我同行」八個字，解讀蔡總統的國慶演說。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是當前威脅台灣「非傳統安全」的一隻「黑天鵝」。在疫情爆發之初，台灣因防疫工作有成，獲得舉世一致讚賞；但曾幾何時，在疫苗不足，缺乏快篩，以及接種率偏低情況下，防疫還是出現了「破口」，台灣的確診和死亡人數皆居高不下。蔡總統在演說中強調，「疫後世界秩序正劇烈變化，包括全球通膨和隨之而來的經濟衰退風險。」由於政府沒有做好防疫「超前部署」的工作，民眾除了面對因疫情揮之不去而身心受創的陰影，也必須承受疫情持續對經濟造成的衝擊。行政院主計總處就在今年5月發布的經濟預測中，大幅下修了台灣2022年的經濟成長目標。「民以食為天」，人民對民生議題最為「有感」。期待在經濟上，政府今年能給人民「一個更好的台灣」。在傳統安全方面，台灣和烏克蘭並列，已成為外人眼裡可能引發戰爭的「火藥庫」。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斯（BillBurns）近日受訪時警告，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已指示共軍，要在2027年以前做好武力犯台的準備。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密利（MarkMilley）也認為，中共屆時將具有攻台的能力。美國總統拜登最近多次發表防衛台灣的言論，加上美國國會提出「挺台」意味十足的《台灣政策法》，曾讓台灣有些人對於美國出兵護台的可能性，存有相當「浪漫的憧憬」。但《紐約時報》10月5日刊登一篇題為「美國欲將台灣變成巨大武器庫」（U.S.AimstoTurnTaiwanIntoGiantWeaponsDepot）的報導卻認為，即使美國決定出兵，台灣本身也須成為擁有足夠武器的「豪豬」（porcupine），以支撐到美方或其他國家介入。《紐約時報》的看法反映的是，美國支持台灣的立場是清晰的，但對於如何付諸行動，則仍維持「戰略模糊」的立場。根據《南華早報》的報導，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Kissinger）日前受訪時曾表示，北京最初應該是認定，俄羅斯絕對能打贏這場戰爭；但鑑於俄烏戰爭的最新發展，習近平勢必調整立場，在中共「20大」落幕後，適度改善與美國的關係，讓天平稍微向華府傾斜一點，避免與俄羅斯同被西方國家抵制。季辛吉立場「親中」，一向主張美國不應為「台灣問題」搞壞與中共的關係。季辛吉對於習近平的判斷未必正確，但確實迎合了美國「棄台論」者的某些看法。另一個極端對台灣不利的論調，則是所謂的「台灣香港化」。

俄羅斯總統普京2月24日以「北約東擴威脅俄羅斯國家安全」為主要藉口，向烏克蘭發動侵略戰爭，導致歐洲陷入二戰以來最嚴重的安全危機，也促使各界學者體認到解決「安全困境」的重要性。哈佛大學國際關係教授華特近日在《外交政策》針對「安全困境」作了一番精闢分析。

近期台灣安全議題不時登上國際媒體版面，如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不久前在一場線上演講中，針對中共武力犯台的可能性，提出「台灣有事，等同日本有事、日美同盟有事」的說法，引發外界關注。基於地緣關係，日本對周邊情勢極為敏感，對台海如此，對朝鮮半島亦復如是。據說1996年爆發台海危機時，日本前首相橋本龍太郎曾憂慮至徹夜未能成眠。安倍現在雖不在其位，但他對中共對台動武的說法，仍可反映日本政界一般的看法。但料想不到的是，當美國國安顧問蘇利文（JakeSullivan）在為拜登與俄羅斯總統普丁的視訊峰會進行簡報時，記者的問題卻從烏克蘭危機扯到台海危機，蘇利文也藉機強調「美國會採取一切可能的嚇阻及外交行動，確保中國武力侵台的情況永遠不會發生。」日美政要陸續拿台灣問題「說事」，讓中共氣的跳腳；但中共拒絕與民進黨政府對話，自然提供外力插手兩岸紛爭的機會，美國此刻就是扮演「球員兼裁判」的角色。台灣安全議題國際化，對台灣究竟是禍？是福？身處安全困境的台灣人民，恐怕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台灣面臨的第一個安全困境，是夾雜在中美戰略競爭當中，但又無力影響中美關係朝向對自身安全有利的方向發展。與冷戰時期的美蘇對抗形勢不同，當前中美競爭的範疇無所不包，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科技、網路安全等多項領域。基本上可以歸納為：一是雙方結構性的矛盾，如制度和價值觀的差異，長期可能演變為「文明衝突」；二是利益的衝突，如權力競賽，美國前總統川普強調「美國第一」，現任總統拜登則致力維護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兩人都將「中國崛起」視為重大威脅。而中美競爭的各領域，或多或少都觸及台灣問題。例如，台灣與美國共享民主價值及民主制度，拜登邀請台灣參與「民主峰會」是理所當然；但當一場民主饗宴被轉化為「抗中聯盟」時，台灣的「恭逢其盛」，就被對岸戴上「倚美謀獨」的帽子。美國運用台灣的戰略地位，把台灣當成遏制中共的一張牌，但必要時就會將台灣問題做為與中共討價還價的籌碼，換取北京在談判其他次要國際議題的讓步。問題是，拜登政府不願放棄台灣，又不敢挑戰中共眼裡涉及「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核心利益，因此必須對兩岸問題維持「戰略模糊」政策，但卻增加台灣對美國協防決心的不確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