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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村就在小崗村隔壁，但是我們很窮。我們有8張嘴要吃飯，就那5畝（相當於5分之4英畝）地實在搞不來。」他一邊埋怨，一邊帶著我走進他們家。他剛剛自己猜我的年齡，說我大概30到40歲之間，我說不只，剛說完我就後悔了，因為我立刻領悟到，他猜我的年齡猜不準，完全是因為中國的鄉村會使他這種人老得很快。屋子裡有他老婆、媳婦、4個孫女兒。他兒子在杭州一間工廠做事。杭州距離這裡大約400公里遠。幾隻黃狗在木頭飯桌底下東聞西嗅找東西吃。他從飯桌子底下拉出一張凳子讓我坐，幾隻狗連忙跳開。一個鄰居走進來，他往那鄰居前面地上丟了一根香菸，鄰人彎身撿起來，自己點了那根菸。「你看到的都是表面。他們花錢把房子弄得漂漂亮亮，但是那個對沒有什麼幫助，也不會讓農民生活好過一點。那是表演用的，給你們這種人看，也讓領導來看看他們宣傳的東西。他們不管我們農民。那裡的事情和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們很窮，日子很苦。」

鴉片這個角色從東莞退出之後，舞台上現在換上來的是另一種「壞東西」，那就是娼妓業。蓬勃的娼妓業使東莞博得了「中國性都」的稱號，而這裡的娼妓業之所以如此發達，主要是拜台商所賜。台商大部分都把老婆留在台灣，自己過來東莞。他們的老婆住在海峽另一邊的台北、台中等城市。大量台商，估計大約有50萬人聚集在這裡，為了供應他們的種種需求，很多基礎設施因應而生，其中包括一部分風化業，幾百家三溫暖為台商提供一種按摩服務，也就是年輕女子將按摩油抹在乳房上，然後在客人身上磨蹭。

2000年，《商業週刊》刊登了一篇評論，評論中說：「中國的公民大約有10分之一在他們自己的家鄉是非法的外人，這實在太荒唐了。要矯正這種亂象，唯一的方法就是賦予現有國內農民工合法的身分。唯有這樣才能夠阻止各地警察發覺民眾沒有攜帶身分證時的索賄、非法拘禁，甚至拷打等行為。」《商業週刊》指的是中國的家戶登記制度「戶口」制。「這個問題（黨）拖延越久，農民、工人，以及他們的子女的不滿就越有可能沸騰，因此所形成的社會動亂可能連中國恐怖的國安機器都無法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