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牧師與馬薩長老都是我所謂的義人。我所謂的義人是面臨不義、無知與媚俗會自然而然地站出來，指出這是、以及為什麼這是不義、無知與媚俗。但這個時代與世代都結束了。
臥病中傳來泰雅族的馬薩道輝（黃榮泉）長老辭世的惡耗。
馬薩長老是泰耶爾民族議會初代議長，一九三二年生，小高俊明牧師三歲。這兩位分別代表台灣原、漢民族最知性、人格最高貴的老前輩相繼離開，似乎象徵了由戰前日式教養主義者所構成的世代，其影響力終於徹底地永別台灣。如今，台灣就全面歸於黨國丑學所訓練出來的「馬吳朱王柯韓蔡，族繁不及備載」世代所掌握了。
義人只是不義者不敢正視的常識人
依稀記得，曾經有過一個義人的世代。我所謂的義人，和神學家對新舊約聖經裡的定義之爭無關，只是一種隱喻。撇開〈羅馬書〉保羅的義人否定論不談，《舊約》〈創世紀〉裡面，上帝說「我若在所多瑪城裡見有五十個義人，我就為他們的緣故饒恕那地方的眾人」中的「義人」（the righteous），根本不可能是馬丁路德「因信稱義：全面遵循主的誡命」的義人──這種人在護家盟裡面也很多，有什麼稀罕？如果認定稍為寬鬆一點，連許密特（Carl Schmitt）跟希特勒（Adolf Hitler）大概也是。要求教師們授課不要惹毛國台辦的輔大教務處也是。
我所謂的義人，只不過是那些令希特勒與國台辦羞慚不敢正視的常識人。面臨不義、無知與媚俗，會自然而然地站出來，指出這是、以及為什麼這是不義、無知與媚俗。
高牧師與馬薩長老都是我所謂的義人。庇護十九世紀中葉巴黎的尚萬強（Jean Valjean，雨果小說《悲慘世界》主角），與庇護二十世紀七○年代台灣的施明德，絕非出於相同的勇氣。
庇護尚萬強的是自己人，而且是自己人裡面的特權階級。庇護行為，無非再確認內部秩序與階級依然健在。但庇護施明德，則必須承擔叛國賊之罪名，而且背後無拳無勇、全憑知識與良心。而此知識良心一經確認，逮捕者的敗德立現。這是高俊明牧師。
啟蒙主義義人勇氣來自信念與知識
另一方面，斥責日本靖國神社供奉高砂義勇隊的台灣原住民，與斥責前者「要把靖國神社裡高砂義勇隊牌位帶回部落自己供奉」的論調「愚蠢媚俗且背祖」的台灣原住民，也絕不出於相同道德基礎的民族認同。前者通俗，但其通俗源自於媚俗，媚俗又必先犧牲真相、知識與美感。所以居然愚蠢到以為原住民有「牌位崇拜」，同時倒也有臉跨海接受「二○○六年中國傑出女性第二名」表揚；後者則多了一點啟蒙精神，因此具有知性的清明，所以能夠堅定而悲憫地直斥前者「不是原住民」，只是「民族企業家」。這是馬薩長老。
高牧師與馬薩長老都溫文爾雅、謙沖平和，看不出是具有絕大勇氣的人物。現代日本人往往驚訝於他兩人戰前日語的典雅（艱澀）。
高牧師在京都演講時，把〈馬太福音〉中的「山上寶訓」直接用戰前的翻譯「山上垂訓」；但戰後日文新約聖經走白話路線，已經改成「山上說教」──結果全場只知說教的耶穌，不知垂訓的耶穌。
馬薩長老手頭永遠拿著一本日文的《理番誌稿》，不斷與我確認他的日文閱讀是否正確。我後來不得不跟他告白，說他的日文是知識分子的日文，而我的日文只是市井流氓的日文。
啟蒙主義型義人的勇氣既來自信念，也來自知識。所以沒有譁眾取寵的手段與必要。他光是敢講實話，就嚇死一國黨國控制下的膽小鬼了。為義付出代價並不是義人的宿命，而是不義者、敗德者的宿命。
國民黨監禁高俊明並非因為他不義而是國民黨不義；如果不監禁高俊明，等於國民黨既不義又自承不義。監禁、放逐或屠殺義人，原是不義敗德者掩耳盜鈴，替自己壯膽的下下策與唯一策。因為他們無法與義人同一空間而仍泰然自若。他們會羞慚沮喪、坐立難安。這個貫穿古今東西的普世性，目前盡得精髓的當然就是中國共產黨。就此而言，挨馬薩長老痛批的原住民牌位女立委，人前人後均不敢回嘴，可謂識得羞恥。
「哲人日以遠，典型在宿昔」，但這個時代與世代都結束了。現代台灣人講究「文哲我阿北，總統在愛河」，兩種風氣各擅勝場。這是各世代養士的不同與其結果，只好自己承擔，並多少禍延／澤及後代。
義人的時代與世代都結束了
例如網路社會的現代屁孩，喜歡把話講到盡頭。對於他人的不德，動輒以死相贈。看似道德勇氣驚人，說穿了只因能夠匿名。換句話說，就是躲在暗處放冷箭，而且箭箭欲置人於死地。叫他單獨站出來，那是絕對敬謝御免。
另一方面，「刑法唯一死刑」原本是自詡腦袋清楚的傳統法律人冷嘲熱諷，結果卻往往一語成讖，獲得譁眾取寵的立法院全面支持。這類input匿名民意等於output具名政客，再input具名政客等於output匿名民意的民主循環現象，雖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說只是暴民民主而非憲政民主。但誰管她娘的亞里斯多德？亞里斯多德去死吧！
＊作者為輔大教授，本文原刋《新新聞》「白目豆沙包」1669期，授權轉載。
